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笔记》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笔记》作者：李百玲来源：《河北学刊》2014年6期摘要：《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所作的一部大型史学笔记，具有深远的意义。马克思一生的历史研究与晚年《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具有内在连续性及逻辑共通性。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脉络，廓清了与《历史学笔记》写作的内在联系，阐释了《历史学笔记》在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以及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理论地位和价值。马克思晚年最后一部手稿《历史学笔记》的写作是一个颇具深意的事件。这部140余万字的作品横亘1700余年历史时空，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所企及的历史纵深感以及触及欧亚非大陆地理空间的跨越感，充满史学家的非凡气度。尤为引人入胜的是，马克思一生对历史学的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使得他逝世前留下的这部未面世的作品和唯物史观思想线索之间的内在关联成为留待后人探究的历史之谜。一19世纪，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这门学科，当时在诸如史料考证和客观性这些主要概念中，以德国的历史主义为标志正准备在19世纪的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像列奥波德·冯·兰克、奥古斯特·贝克、雅科布·格林、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和泰奥多尔·蒙森这些十分重要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法学家，继承了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代表着传统的‘arshistorica’(历史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方法论上充分发展为历史科学。”[1](P171—172)故而19世纪被称之为“历史学的世纪”[2](P90)。马克思是上述思想家的同时代人，自然受到这一时代学术文化潮流的洗礼，重要的佐证之一就是马克思的一生从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如一地重视史学研究。对于这种重要性，马克思曾有过几次明确说明。18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P516)1850年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重申：“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4](P588)历史研究在马克思的研究生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对历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毕生阅读了许多史学书籍，作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写作了很多关于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其中，十五岁时便写下了名为《查理大帝》的诗篇，歌颂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查理大帝复兴文化、治理国家的功绩。马克思在大学时代热衷于阅读历史书籍，并自言“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并顺便写下自己的感想。同时我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5](P11—12)。马克思一生博览群书，在其早期的著作及书信中所涉及的史学家包括：古希腊的荷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古罗马的凯撒、塔西佗；德国历史学家利奥、罗泰克、兰克、普菲斯特尔、施勒格尔、哥列斯、阿伦特、亚历山大·荣克、蒙特、普芬多夫、克利斯提安森、马尔海奈凯、施维格勒等；法国历史学家托克威尔、毕，舍、卢·拉维涅、蓝盖、努加雷、勒瓦瑟尔、伏尔泰、拉马丁等；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弗安、培根等；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维吉里奥；瑞士历史学家哈勒等[6](P278—279)。回溯马克思历史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哲学史、宗教史、文化艺术史的研究。183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史和近代哲学。1840年代初期，他将研究扩展至宗教史、艺术史、文化史，阅读并摘录了克·梅涅尔斯的《宗教批判通史》、巴尔贝拉克的《教父道德史概论》、伯提格尔的《论艺术中的神话》、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等，写下了以宗教史、艺术史为主题的“波恩笔记”。第二阶段历史研究的重点转向国家史、政治社会史。1843年6—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期间阅读并摘录了大量国家史著作，如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路易·勃朗的《十年历史》、汉密尔顿的《论北美》等；写作了包括《历史—政治笔记》、《法兰西历史笔记》、《英国历史笔记》、《法兰西、德意志、英国、瑞典历史笔记》、《德意志和美国历史笔记和国家、宪法著作摘要》等在内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涉及2000多年欧洲历史。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期间专门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历史，阅读了路韦的《回忆录》、蒙格亚尔的《法国史》、德穆兰的《论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等。第三阶段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经济史、政治经济原理等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持续研究。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对萨伊、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罗德戴尔、李斯特、斯卡尔培克、毕莱、佩克尔、勒瓦瑟尔、穆勒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了阅读、摘录和评述，撰写了九本“巴黎笔记”。1845年到达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继续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研读了大量经济学著作，写作了“布鲁塞尔笔记”。他对德·尚博朗的《论贫困，古代与今天的状况》、约·佩基奥《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等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著作作了摘录，同时摘录了毕莱、麦克库洛赫、西斯蒙第、加尼耳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等方面的著作。1845年7—8月间，马克思在英国曼彻斯特图书馆作了九本“曼彻斯特笔记”，研究和摘录了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安德森、布朗宁、米塞尔登、萨德勒、图克等人的大量著作，对价格和流通史、贸易史、工人阶级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学原理与现状、人口与农业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1850年代初期，马克思在伦敦期间继续钻研政治经济学，作了二十四本“伦敦笔记”。1850年，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阅读摘录了《价格史》、《货币史》、《英国银行史》、《美国银行历史》、《爱尔兰银行历史》、《劳动人口过去和现在的历史》等有关经济史、价格史、货币史、银行史、政治经济学原理等方面的著作。1851年，他就货币流通史、土地所有制史、银行制度史、工艺技术史、殖民地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为了完成自己的主要科学著作而热情地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他的研究范围这时已显著地扩大了”[7](P620)。1850年代，马克思的研究范围“显著地扩大了”的表现之一是，在这一时期阅读了一些关于国家史、外交史和战争史等方面的著作并作了笔记；另一表现是受1850年代爆发于东方的几次大规模人民革命运动的影响，马克思加强了对东方国家的研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和印度问题的专论，如《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鸦片贸易史》、《新的对华战争》、《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经过数年对历史的潜心研究，马克思于1850年代撰写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誉为“既有创造性又透彻地描述了社会历史的过程”[1](P174)的典范。迪特里希·戈罗对马克思的这两部作品予以极高评价，认为它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和政治传统与制度延续等具体历史过程“在分析之清晰、阐述之准确、运用自己的范畴之自如，均堪称19世纪德国历史学的颠峰之作”[1](P177)。这是马克思长期致力于历史问题研究的缩影，彰显了马克思史学研究的功力和成就。1860年代，《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在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和各国的社会发展。“马克思在继续撰写未完成部分的过程中，尽力研究资本主义各国新的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关领域的最新成就。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也促使他熟悉政治和思想方面所发生的事件。”[8](P699)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现实社会的经济运行和政治发展，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探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与他进行历史研究是分不开的，也是他研究经济史、国家史的目的之一。第四阶段，187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研究视野再次扩展，开始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收集整理文献资料，针对社会科学最新成果进行深入研究，这成为他晚年研究的一大特色。他加强了对各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尤其是对俄国、美国的重点关注。“在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时，他注意的是英国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而现在，当他为准备第二卷和第三卷进行新的研究时，就越来越注意俄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了。”[8](P699)马克思注重研究俄国当时的土地关系、土地所有制状况和农村公社结构，“阅读俄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俄国学者关于通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8](P699)。后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说：“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册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9](P11)这也解释了马克思为何会在晚年对俄国给予相当程度的关注。当然，马克思的研究计划不止于此，在关注古老俄国的同时，马克思也研读了大量有关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最新资料，关注了这一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左尔格、哈尼和美国的其他朋友寄给他的各联邦机关和州的机关所发表的统计汇编和文件汇编、美国和英国定期刊物上的一些文章，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因此他才能在有关工业的迅速发展、西部的垦殖、农场的状况、劳动条件、工人的移入等等方面获得重要的资料。”[8](P700)1878年，马克思专门对《泰晤士报》上关于美国的商业状况、钢铁贸易、费城铁路公司等文章作了摘录。大量最新资料使马克思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进展有了更为深入地了解。第五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将历史研究扩展至世界通史，侧重于人类整体历史演进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文化人类学日益兴起并取得突破性进展，马克思阅读了这方面出版的最新著作，吸收了文化人类学进化论派的新成果，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实证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1870年代末，马克思开始加重对前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力度。1879—1881年，他作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萨·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等。马克思摘录这些著作，研究了原始社会氏族组织、亲属关系和婚姻家庭形态的变迁，探讨了私有制、古代法律制度、政治组织和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了东方国家的土地所有制、村社结构，为阐明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提供了翔实的材料。马克思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著作期间，还对印度史进行了专门研究。1879年10月，马克思根据罗·修厄尔的《印度分析史》和蒙·埃尔芬斯顿的《印度史》等著作，编写了《印度史编年稿》，对公元664—1858年的印度历史以编年大事记的形式进行了整理。从印度遭受阿拉伯入侵开始，大莫卧儿王朝从建立至覆灭的历史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从上述回顾可见，马克思一生对原始社会史、古代史、近代史等历史时期，以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哲学史、文化史、宗教史、艺术史、科技史等诸多领域，先后作过专门研究。主要民族国家社会历史也是马克思研究的重要关注点。通过追溯马克思历史研究的轨迹，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上至原始社会史(以《人类学笔记》为代表)，下至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运行(以《资本论》为代表)，都展开了深入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还缺少至关重要的一环，那就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到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这段历史，即我们常说的“前资本主义史”，这一部分在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中着墨不多。资本主义从何产生，因何产生的问题成为马克思继续写作《资本论》绕不开的一个理论前提，这使晚年马克思感到，有必要从整体历史的角度重点关注前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马克思还是选择从阅读史学书籍并作摘录作起，积累研究资料，从而为更为深入地分析和写作准备材料，因为他看到，只有进行整体社会历史研究，才有可能完整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二马克思晚年根据社会发展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