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的教育思想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出身“细族孤门”，６岁开始识字，８岁入书馆学习。18岁“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肯严守师法家法。因家贫无钱购书，他常到洛阳书肆里读书，记忆力特强，过目成诵，因此博通了“众流百家之言”。离开太学后，曾两次出任过小官，皆因为人耿直，不愿趋炎附势，结果辞职还家，一边教书，一边钻研学问，从事著述。60岁时曾被杨州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后转沿中，63岁即辞官归里，著书、教授终生。他的一生，都不与时苟合，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持批判态度，也反对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他著述甚丰，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一）论人性和教育作用王充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人性的差异并非天意，而是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又说：“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也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的人。王充认为，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具有隐效性，礼义教化似乎不能为国家增添财富和实力，教育的社会效益是间接的，往往被一些缺乏远见的人所忽视。王充指出，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说，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维持纲纪伦常，激民向善，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效益。教育对社会作用在于经过“圣教”渐化熏陶而使受教育者“文才雕琢，知能十倍”，可以为国家“任卿相之用”，也可以以借“仁义之力”来改造社会。（二）论理想的培养目标王充把当时的人才归纳为儒生与文吏两大类，儒生是指有一定经学造诣的学者，文吏则是指虽无经学造诣、但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官吏。他认为文吏与儒生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但从总体而言，儒生优于文吏。因为儒生自幼“被服圣教”，受纲常伦理的熏陶，并有治国之道的研究，而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他批评当时重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认为这是社会政治腐败的一个根源。对于儒生，王充也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他的培养目标，第一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具有独创精神；第二是“文人”，既掌握古今知识，又能从事政治工作，敢于向皇帝上书言事；第三是“通人”，能博通古今，虽缺乏实际从政的经验与能力，“而以教授为人师者”；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的章句之生，这种人只比俗人强一点，对社会没有多大的用处。（三）论教学1．关于教学过程王充以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首先，他强调人的感性认识的重要性。他指出，“闻见”是圣人积累知识经验的基本手段。闻见有两层含义：一是留心周围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二是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接受间接知识。王充认为，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为，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其次，王充指出，教学不能停留在“见闻为”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阶段。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所谓“开心意”，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也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辩真虚实”。2．关于教学内容王充作为古文经学的思想代表，仍把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他强调“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但他反对墨守儒经章句，主张遍览群书，涉猎百家之言。因为百家中有“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它不仅能“使人通明博见”，而且可以改良当时的政治。3．关于教学原则和方法（1）“诠订于内”王充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所以他强调认识事物既要“信闻见于外”，又要“诠订于内”。诠订有各种途径，而最重要的是实践。他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这是王充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2）学用一致王充主张学习知识是为了应用。他说：“凡遗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他强调把学到的知识加以融合贯通，运用于实际，解决问题。（3）“距师”与“问难”汉代儒生治学，好“褒古毁今”、“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尤其是在教育管理上，恪守师法家法，造成学者知识面狭窄，思想僵化，“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结果是以讹传讹，谬种遗传。因此王充有针对性地提出“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他主张破除对教师、对古人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即使对孔子、孟子之言也不可盲从。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划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这种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和迷信的教育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是王充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王充的教育思想生平和学术思想王充（公元２７-？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２７年），卒年不详，据史料分析，他的卒年应在公元９７-１０５年之间。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正是赤眉起义失败，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俗儒守文失真，方士仙士惑众，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说猖獗的时代。王充目睹紫朱杂厕，瓦玉集糅，论说纷云，莫之所宗，听者以为真然，说者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者不绝，甚至南面称师，也诵读宣扬奸伪邪说的状况，他企图使人们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于是以心愤涌，笔手扰的心情作《论衡》，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论衡？对作》），批驳虚妄伪说。范晔称他的著作能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王充传》）。纪晓岚称王充的思想殊有裨于风教（《四库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近人钱穆说他是开魏晋新思想之先河。①王充祖上曾因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但时间不久。后来他的先世以农桑为业，他的祖父王汎，父亲王涌以贾贩为事，因与豪家丁伯结怨迁居上虞，所以，他自称出身于细族孤门，接近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属于下层社会，被人讥讽为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论衡？自纪》）。他一生仕路隔绝，志穷无如，晚年发白齿落，日月逾迈，寿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处境相当困难。他罢官归家以后，一面招收生徒教学授业，一面研究学问专心著述。王充自述他对仕宦淡漠，说：不贪富贵，不慕高官，贬黜抑屈，不恚下位。他抱着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的心情看待世俗人情，立定以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的高尚情操立身处世，宁可过处卑、位贱的生活，也不趋炎附势（《论衡？自纪》），所以，晚年不仅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压抑。从王充的《自纪篇》来看，他罢官归乡以后，以对世书俗说、考论虚实的精神著书立说，希望将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以垂教后世。他说：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又说：既晚无还，垂书示后（《论衡？自纪》）。所以他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现实问题而写的，贯穿着新鲜明朗的批判精神。王充讥恶那种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的庸俗世风人情，撰《讥俗》一书；他忧患人君治民之道，不得其宜，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作《政务》一书；痛感俗书伪文多不诚实，于是作《论衡》一书。晚年由于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年老体弱，作《养性》书十六篇，在著述中结束了一生。王充的著作虽多，但现存仅《论衡》一书。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俗书伪文和俗儒守文而发的。他以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求真理，正是非。他以科学为依据，以证验为尺度，对一切虚妄谬论给予无情的批判。在谶纬迷信充斥于世的条件下，他敢于公开抨击天人感应，神灵怪异，一扫汉代二百多年阴阳谶纬之风，为东汉学术另辟途径，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大波澜。据《后汉书》记载，《论衡》共八十五篇，内《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八十四篇，是他用了３０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巨著。由于《论衡》直指官方神学化的儒学，因此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东汉政权瓦解后，才重见天日，但这已是王充死后百年的事了。在《论衡》这部著作中，也谈到教育问题。如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后知的学习论；反对呆读死记，重视实际锻炼的学习方法；反对复古，重视现实的教育内容；反对信师是古，提倡问难探索的学风等等，这些对以后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王充依据自然科学理论，吸收道家无为自化和荀况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王充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天地是物质性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现象。他曾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论衡？祀义》）。又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很清楚，王充把天当作自然物，不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有无上权力的神。所以他说：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他以造物须用手，天没有手不可能创造各物为理由，通俗地证明天是自然物而不是神。他以日月行有常度，即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过程，否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可以降福佑善，下祸惩恶，谴告人事等天人感应的谬论。他又以鱼生水中，兽在山林来证明物各有其自然本性，所以得出结论：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论衡？自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变呢？他说，这乃是运行规律的失调，而非意识性的感应，就好像人生病一样，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论衡？谴告》）。他针对人死变鬼，可以祸害生人的谬论，指出，人之生是由于夫妇合气，是自然现象。同样，人死气灭，也是自然现象，怎能变鬼？他解释说：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论衡？论死》）。人死精神消失，骸骨归土，消亡无形，从医学生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生与死乃是普通的自然现象。王充还进一步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了形神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鬼神的存在，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但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可能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因而有些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论教育的功能王充以人性论为出发点，论证了人的可塑性和教育的必要性。他在《本性》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情性者，人治之本。把人性当作治理人的根本。怎样去治理人呢？他认为，关键在于教育。他说：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在他看来，人有卑谦辞让之性，所以要制礼以使其得到恰如其分的发展，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要作乐以使其严肃，正常的表达。他把人性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前提。王充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关于人性是怎样形成的，他没有做出科学的答案，只是笼统地说是由气构成的。他说人性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又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并且把五常之道也归诸禀性之多少。他把人只看作单纯的自然物，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他的人性论仍未能超脱唯心主义的窠臼。然而，王充人性论可贵之处，在于他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变化的动力在于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在《率性》篇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论证人性的可塑性和教育与环境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