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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元代的蒙古族主政者从草原来到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了游牧文明，形成了特有的蒙元文化。蒙元文化有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点，又广泛融入了中原农耕文化，吸纳了西域文化的有益成分，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元代的蒙古族主政者从草原来到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了游牧文明，形成了特有的蒙元文化。蒙元文化有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点，又广泛融入了中原农耕文化，吸纳了西域文化的有益成分，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蒙古新字是蒙元文化的突出体现。这个在元代官方通用的文字，由八思巴受命创制，又称八思巴文。用这种新创制的蒙古新字，可以拼写其它各民族的不同文字。蒙元文化以展现蒙元时期蒙古民族文化为内容，是成吉思汗在他统一蒙古语族各部、建立大蒙古国的伟大事业中留下的历史足迹。同时，以成吉思汗、忽必烈为杰出代表的蒙元帝国在13至14世纪的辉煌，不仅实现了中国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也打通了自唐末以来东西方300多年没有沟通的屏障，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涵盖了蒙古族的起源、萨满教和喇嘛教文化、蒙医传统疗法、祭祀文化、蒙古包文化、蒙古族传统礼仪、饮食、服饰、民间艺术及娱乐游戏等文化。蒙古族图形美学探议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蒙古人自古生活在辽阔无边的北方草原。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草原文化。蒙古族的传统图形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古族传统文化漫长的形成过程、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都与蒙古族传统图形的发生和发展有着解不开的渊源。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那样：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设想它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情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蒙古族是一个漂泊的民族，漂泊在草原上，漂泊在她的历史之中。我们要了解蒙古族的艺术，必须洞悉它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漂泊的风俗情况。传统图形是历史遗产、是历史的积累、历史的沉淀、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情况的产物。只有从历史和风俗的信息里才可以找到丹纳所说的“最后的解释”。只要翻看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风格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是同时出现、同时灭亡的。蒙古族传统图形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同样也符合这一艺术发展规律。蒙古族传统图形源于漂泊的生活，它以一种“漂泊的文明”的态势展现和延伸在蒙古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之中。在蒙古族漂泊的生活中，“圆”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同蒙古族的宇宙观、思想意识、审美以及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圆”所包含的精神内涵深深地植入整个民族的血脉当中，因而“圆”的形态出现在蒙古民族衣食住行的每一个领域。柏拉图说：“创世者在一个球形的方式中创造了世界，球形（即圆形）的外形是所有外形中最完美的”①。另外，古希腊比达哥拉斯派也曾明确指出在一切立体图性中最美的是球形，在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②。原始人在蒙昧阶段对浩瀚如烟的宇宙充满着无穷的幻想和向往，并由此派生出对宇宙的理解和认识。许多国家的古代经典都曾谈到过“圆”在创世纪中的意义。“圆”是蛋，哲学意义上世界的蛋，是宇宙开端的核心，宇宙的萌芽状态③。当蒙古族先民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以自己为圆心，环视四周，他们感受到的是天似穹庐，大地似圆盘。因此蒙古族对宇宙的认识是“天圆地圆”。这一学说在蒙古族神话传说中也经常出现。虽然这种“天圆地圆”说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不能够成立，但是它作为蒙古族的宇宙观却深深地影响了蒙古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泰勒认为，神话起源于对当时的原始人来说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的一种求知欲，神话的创作者力图以“构想或讲述一个故事去对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和习俗进行解释”④。因此蒙古族的“天圆地圆”学说以及各种传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宇宙的敬仰和探索。在蒙古族日常生活、经济生产、宗教信仰乃至军事阵列中，“圆”形的应用较为普遍。圆形得到人们认可、被人们“神”化、崇尚。“物”以圆形的形状、“神”以圆形的势态弥漫在蒙古族漂泊的生活中，到处充满了“圆”。通过轮廓外形的连缀和内在意向的追求，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统一、完满美好的特殊效果。“圆”的美是一种自满自足的美，是一种既无开端又无终止，代表永恒的美。“圆”是蒙古族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是宇宙、日月等自然现象在心灵深处的投射，并且通过思想意识反映到生活之中。太阳被蒙古族先民称作“一切基原的基原”，所谓丰饶和繁生的主题与之紧密相关⑤，因此“圆”形被赋予了特殊的思想意识和神的力量。埃里奇·纽曼认为“圆”的这种美也只有当光出现之时才能存在，“圆”的先于世界的美先于任何过程，并且是永恒的。因为在圆形中没有前，也没有后，所有这些只有当光、意识来临之时方能存在，否则是不存在的，所有这些现象在一种不明显的神性下晃动，而神性的象征也是圆⑥。“圆”形来自宇宙、太阳的形状，又由于它自身所拥有的特殊含义，它几乎出现在蒙古族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如果相聚在一起，都喜欢围绕成一个圆圈，席地而坐，相互问候，侃侃而谈。有趣的是，蒙古语中有些与谈话有关系的词语是由“圆”派生出来的。“库仑”一词在蒙古语中是一个表示圆圈、牲口的圈舍（多为圆形）、围墙等含义的多义词。在蒙古语中，“赞成”、“赞扬”和“同意”等词语都是由“库仑”一词演变而成。古老的蒙古族是由擅长狩猎的林中百姓过渡到游牧民族的。他们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狩猎习俗，甚至有些人仍以狩猎为生。在阴山岩画中有很多关于“围猎”场景的刻画，形象逼真生动，充分展现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风貌。近代的蒙古族也普遍采用这种“围猎”方式。随着由猎民围绕而成的“圆形”的面积缩小，猎物的活动范围也相应缩小，最终进入射程之内。这种方式让猎物难以逃脱猎人的控制范围。如果猎人配合默契，地形地貌适宜，其效果犹如“瓮中捉鳖”。“圆舞”是流行于布力亚特蒙古人中的一种民间集体歌舞形式。每当暮春或盛夏，在月色皎洁的夜晚，布力亚特人便聚集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男女老幼手牵手，开始跳起“圆舞”来。男女青年手拉手围成一个圈，由左向右慢慢移动并唱着音调悠长的歌曲。如果由右向左跳或不围成一个圈，被认为是一种灾难的象征，因为只有精灵在跳舞时才围成半圆形的圈，并由右向左跳。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全民皆兵、骁勇善战，蒙古骑兵来如迅雷、去若狂飙。在中世纪，游牧—马—速度，三者组成一个和谐有效的良性循环，将蒙古族推上世界历史舞台。这是战略优势，也是取胜的关键，但从精神、意念的角度去分析，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军队在商讨军事策略或召开重要会议时都以圆形的阵队就坐或站列。最高首领位于中心点，其他人以层层圆圈依次排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内蒙古革命史上著名的“独贵龙”运动就是使用这种排列方式。“独贵龙”一词在现代蒙古语中是“组”或“小组”的意思，但是它的词根有“圆”或“圈”的含义。这点充分说明了古代的蒙古族喜欢以圆形进行组合阵列的普遍现象。因此，作为蒙古军队，乃至整个蒙古民族灵魂的“圆”形，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它的形态、内涵、以及意向深深地植入蒙古民族集体深层意识之中。在蒙古人的精神世界中，这种“圆”形的军事阵列，蕴含着蒙古族古老的宇宙观，就是以众人围绕而形成的圆形代表宇宙，大汗以及拥有最高权威的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太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巨大的力量。另外，这种圆形阵列也容易增强众人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而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作用，在围猎动物、歼灭敌人时同样也产生着集中精力、提高效率的效果。在实际意义中，“圆”的放射或聚拢可随时形成，“圆”的中心也可随地确定，从而加快了集合与解散的速度，机动性和灵活性极强。另外，无论在视觉，还是在听觉方面，“圆”都有时空上的优势。因为“圆”形很容易将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中心点，其传达视觉信息的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在物理学上，表示声波传递无限延伸的“圆圈”是无限扩大、没有边缘的。蒙古族图形体现着漂泊的精神和随时成圆形态势的可能。它是蒙古传统遗产的积累、沉淀和时代精神、风俗情况的产物。“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形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过去”。这就是说，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于制作之中，处于创造之中⑦。注释：①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8，第438页。/②《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62，第5页。转引自王家树《圆之蕴》。③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8，第343页。/④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8，第729页。/⑤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国际文化出版社，北京，1993，第654页。/⑥埃里奇·纽曼：《意识的起源与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第8页。/⑦甘阳：《传统，时间性和未来》，转引自余秋雨《艺术创造过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第288页。信息内容由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提供，感谢Jaoso设计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