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还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区域发展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关键词：增长潜力；产业结构优化；人口红利；区域差异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85(2010)10-0014-0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在这期间，虽然也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动荡，但这些事件并未能阻止我国经济前进的步伐。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但在不利的局面下，我国仍然实现了“保八”的目标，并率先实现复苏，这足以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疑问：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少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与其他国家相比不尽相同，因而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时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区域发展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源泉。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拉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仍是以工业为主导的增长。在这个阶段优化产业结构，除应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外，还必须努力发展工业、建筑业及服务业。所谓发展第二产业，就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振兴装备工业。无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还是振兴装备工业，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指出，今后要大力发展包括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在内的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包括能源产业、原材料工业、大型煤炭基地和交通通信网络在内的大型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这必将极大地拉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如，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都需要巨额投资来进行新建和扩建；大型煤炭基地、西电东输网络、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和全国性轨道交通建设也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所以，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将会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性、旺盛的固定资产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发展第二产业，还必须努力提升制造业水平。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许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我国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还不高，许多产业处于国际分工的底端，在生产效率、利润率和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所以，我国的制造业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这种空间主要体现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能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弥补劳动力成本提高所丧失的成本优势；能提高现有产业的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改变以加工装配为主的国际分工角色，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同时，通过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实现由“制造者”向“创造者”、“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转变，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服务业对现代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服务业能有效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没有服务业的强有力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也将受到金融、法律和物流等诸多服务环节的阻滞。二、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作用主要源于城镇的两个重要职能，一是生活职能，包括为居民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设施；二是经济职能，主要是围绕居民需求和企业需求形成的各种产业。前者的实现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住房和住宅等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后者的实现则需要生产设备等产业投资。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1.5亿人，在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中小城市和城镇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这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他们的家属将有4亿人由农村转移到城镇，城镇将需要更多的公共投资(如扩建公共基础设施)及更多的私人投资(如住宅等)，以便安置新人城的居民。同时，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仍十分明显，如果入城后的农村人口消费达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将会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需求。与日、韩等国家的发展过程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在这三十几年里形成了巨大的“欠账”。韩国人均GDP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分别突破了1000美元和3000美元大关，城市化率已分别接近70％和80％。我国人均GDP达3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仅为43％左右。不过，我国城镇化的巨大欠账也意味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的城镇化之路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有待提高。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来自城市为安置新增人口而产生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等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来自农村人口身份转变所带来的新增消费需求。但这两方面并不是随着农村人口的进城而自然产生的，它需要进城的农村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目前，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进城后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在户籍、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都存在融入障碍，这使农村人口进城后收入水平并没有大幅上升，其消费也自然没有显著的增加。此外，城镇在进行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时也没有将入城的农村人口的需求纳入考虑范围，这也大大限制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有提升的潜力。三、区域发展的协调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日本、韩国类似，这两个国家的高速增长都未能超过三十年。因此，我国已走到高速增长的尽头。这一说法忽视了我国与这两个国家的许多不同点。区域差异大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整体上实现了高速增长，但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具有区位、技术、劳动力素质、成本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则相对较慢。可以说，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发达和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拉动的。但随着东部地区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投资环境也不断改善，这改变了各地区在投资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西部地区的投资吸引力正逐渐增强。日本和韩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周边不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其国内投资优势逐渐减弱，使国内外投资逐渐外流到周边的不发达地区。与日、韩相比，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区域梯度在内部形成，使投资能从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