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与权力

1《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美）西敏司著在欧洲人的观念和语言里，“甜”（sweetness）与蔗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作者涉及到很多种类的糖，不过着重关注的是蔗糖。蔗糖在近代的消费历史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本书虽然一直在围绕着”糖”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但作者关注和揭示的焦点是“权力”这样一个复合概念。糖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性商品，它的生产与消费是与世界市场的诞生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基本范式的建立密切相关的。本书中作者研究糖在世界的消费历史的时候，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文化的视角来展开探讨——这是和以往的糖史和相关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同之处。“甜”一般都是最能给人以快感和愉悦的。动物普遍对甘甜有着最强烈的爱好，而植物也靠着有糖份的果实来诱惑动物去帮助扩散其种子，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哪种文化的人类群体拒斥甜味的。虽然喜爱的程度有深浅，但人们普遍对糖有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不但衍生出了一套复杂的生产方式，促成了一个绵延至今的国际体系格局，还反过来深远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吃糖首先是作为一种饮食习惯而被人们接受和传承、发扬，自从蔗糖进入到人们的饮食系统中，就逐渐打破了以前的饮食模式，即以某种复合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而辅之以其他各色食物的饮食模式。西敏司指出”任何情况下，饮食的变迁都会牵扯到人们在自身形象方面、在新旧生活品质的观念方面以及在日常社会生活组织方面异常深远的影响。西敏司在研究中指出，在西欧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对蔗糖的接受和消费都是遵循这这样一个模式：最初很少人知道蔗糖这一事物，随后是只有上层人士能享用的奢侈品，最后渐渐地进入每个人的日常饮食，成为必需品。糖成为”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在糖还是奢侈品的时代，消费糖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越来越多的处于较低阶层的人也希望通过相同的消费来提升自我。最初，由于高昂的成本和庞大的蔗糖的投入，精致的甜食是与社会地位有明确联系的，它是权威、权力、特权的象征。随着糖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廉价，糖在象征意义方面衰落了，逐渐失去了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物的特质，而成为了一种利润之源。由于蔗糖的生产、海运、加工以及税收都涉及巨额的金钱，获得对蔗糖生产的主动权也就意味这一个国家权势的增加。糖的消费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传递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糖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层面，它的流动方式是受到财富、权威、权力等的影响的。西敏司用了两个词来概括糖的这种传播过程，即“顺延”和“广延”。“顺延”可以理解为一种强化，是一2种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是一种对过去的延续，更多的是效仿的意味，就如越来越多的较低层的人们吃糖，是为了效法上层社会，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来提升自我形象，这时糖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特权象征，也有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仪式性的意义。“广延”中更多的新的消费者对糖的“意义”进行重塑，并赋予了糖不同于以往的新内涵，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在“顺延”中，权力阶层决定了新的事物的出现以及一定程度上它们所具有的意义；在“广延”中，权力阶层虽然可以控制新食物的获得，但是新的使用者们却能赋予它们的新意义。西敏司指出，区分这两个过程的实际意义在于，“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是哪些社会群体在控制着整个社会”，因为在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新鲜事物的时候，在从统治阶级向下传播的过程中，糖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意义的模版是来自通知阶级的标准的。《甜与权力》中，西敏司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本书的关键不是“糖”，而是“权力”。西敏司是如何把“糖”和“权力”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的呢？我认为，他主要是从“糖”的”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两方面展开的，尽管这种提法在书中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来。正如刚才分析的，糖的消费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传递过程，其实是糖的”内在意义”的表现，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和政治意义，糖的”内在意义”的赋予及其流动方式，是受到特定权力的影响的。而另外一方面，蔗糖的历史表明，蔗糖成为帝国范围内所有食品中最炙手可热者之一，它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的地位发生改变，在人们的意识中、在家庭预算中以及在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变得愈来愈重要，这是与糖的“外在意义”相关的，即“蔗糖”在殖民地历史、商业活动、政治阴谋以及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的地位。欧洲人是直到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时，才第一次知道蔗糖，当时他们将甘蔗这种从未见过的奇怪庄稼称为“味道甜美的芦苇”。但甘蔗的生长需要热带环境，因此，只有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能设法满足欧洲市场对糖的需求。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外的圣多美岛发展出大规模种植园，这最终被证明是大西洋历史的里程碑，欧洲人第一次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生产供欧洲市场消费的商品，而且黑人奴隶劳动与制糖业的关系在此得以牢固确立。更大规模的种植园和制糖工业，随后在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发展起来，这也是历史不幸的讽刺：为了满足甜味这样美好愉悦的味觉，无数人沦为奴隶，被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推入无情的生产体系之中。这确实是一种欧洲的发明：种植园的奴隶虽然从事的是农业，但实际上却在以工业的方式在进行生产——田野就是工厂车间，他们挣微薄的工资，不自由地重复劳动，而所有的日需品则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别人生产的。劳动力、资本、市场在此紧密结合，而背3后则是已经确立的欧洲口味标准和权力对世界的宰制，同时塑造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伴随着庞大的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像香料、茶一样，糖这种世界性商品不仅是一个生产和贸易的问题，实际上也影响着欧洲列强的兴衰。英国人在17世纪就已意识到，一旦某个国家夺得蔗糖生产的主动权，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航运、财政收入，进而是整体国力的影响。正因此，英国坚决打击葡萄牙的蔗糖生产，控制自己殖民地的制糖工业，并禁止使用他国船只来运输这些商品，这些重商主义措施无异于一场经济战争。它不仅确保了供应和贸易产生的利润，确保了英国制造品的海外市场，还支持了英国海运和海军的发展。在那些年里，糖对各国而言事关重大。书中作者在解释英国人的“嗜糖癖”的时候，指出英国人之所以成为狂热的蔗糖消费者，并不是因为人类天生爱吃糖，也不是因为人们给糖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也不是因为等级较低的人们对等级较高者的效法。作者认为，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世界市场范式的建立，劳动者的雇佣条件变化了，工作方式和作息时间等也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饮食习惯的变革。在这个变革中，英国人对茶、咖啡等刺激性食物的追求也使得糖的消费攀升。同时作者也指出，“真正使英国人获得糖的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担保”，“奴隶和无产者们共同推动了帝国的经济体系”。消费者在饮食上得到的“选择的自由”其实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权力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西敏司所谓的“权力”，其内涵是很广泛的，除了以上的政治、经济上的权力外，作者认为，食物本身也具有某种权力。当糖的消费日益蔓延开来，蔗糖消费的增长改变了人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某种形式的油脂和糖成为以大量淀粉质食物为主食的一餐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缺乏肉类的时候，糖成为了替代品，并且决定了吃什么样的淀粉类食物。糖作为辅食却具有了决定主食的权力特点。同时，作者还指出，糖的消费与女权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发生在穷人家庭里面的食物的不合理分配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模式。昂贵的蛋白质食品是给成年男子食用的，而蔗糖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儿童消费，这并不是说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甜食，而是一种权力的控制，食物营养的不平衡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上的不平等，从这一点上，蔗糖似乎成为了权力倾轧的工具。西敏司进一步指出，预先加工好的食品实际上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大量选择，虽然食品工业经常吹嘘自己为人们增加了选择的自由。该如何理解这个悖论呢？这么说吧，这就像麦当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宣布推出一款新食物，说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但实际上，人们只能在它菜单上的有限几种食物中进行选择。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掩饰之下，食物像流水线上的工业品一样，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简化为几种规格，人们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挑4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力。而这也只是一个更庞大而根本转变的一个表征，因为“饮食被整个重塑，这时因为社会生产的面貌被彻底改换，以及时间、工作和闲暇的性质也与之一道发生了改变。”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西方世界的转型导向了这样一个境遇，即“人们对日常自我的确认根据的是他所购买和所消费的，这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震撼性的影响”。就食物而言，食物可能只是一场更庞大、更根本的转变的一个表征。当社会生产的面貌被彻底改换，以及时间、工作和闲暇的性质也与之一道发生了改变的时候，饮食也被整个的重塑了。这正是作者之所以会选取“糖”这个独特的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原因所在，作者是试图从糖这样一个细微的事物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从糖的意义和地位的转变和重塑来解释社会经济的重塑。在书的末尾，西敏司指出，“人类学的旨趣，即关注人、事物以及行动是如何通过富于意义的方式整合在一起，既能在现代社会中也能在初民社会中得以延续。研究在现代日常生活里，像食物这样的普通事物变化中的特征，将它的生产和消费、使用与功能以综合的角度加以审视，并关注它所蕴含的意义多样化的创生与衍生，这兴许能够作为激励一门学科的手段。”阅读西敏司的《甜与权力》一书可以与穆素杰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一书进行对读，二者的研究范式和思路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只是研究内容的关注点不同。正如穆素杰在书中指出的，研究糖史为切入点可以关注两个大方面的内容，即“新大陆的蔗糖种植庄园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密切关系”和“世界其他地方小规模的甘蔗种植和榨糖业平稳发展的历史”。西敏司的《甜与权力》是研究的前者，穆素杰关注的则是后者。穆素杰是从蔗糖的消费水平为切入点，研究了清代中华帝国晚期国内市场的发展变化，借助于人类学和历史学，寻求对全球史和地方史的二重性的分析和解释，论证了世界贸易和全球化过程是如何在中国南部长期影响地方、村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西敏司本人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在《甜与权力》中的模式是基于西欧（主要是英国）经验之上的，而东亚（尤其中日）的制糖工业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才在序言中说，穆素洁对东亚制糖工业的研究，将更好地丰富、深化有关认识，“我确信在不久的未来可以看到东方与西方在智识上前所未有的统一，而随着这一统一将出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