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唯物史观派评析

科玄论战——唯物史观派评析黄玉顺1．唯物史观派的立场对于当时科玄论战中的三大派，邓中夏有相当一个典型的说法：“总括起来，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1）此所谓东方文化派（包括玄学派）是“非科学的”，实际是说他们是“反科学的”。而后两派都是“科学的”，但也有所不同：科学派的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宇宙观”和“进化论的历史观”；而唯物史观派的科学则是历史唯物主义。邓中夏把玄学派及整个东方文化派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兴的反动派”，其立论所在主要就是他们的“非科学的”即反科学的性质。这种反科学性不仅在于其对自然科学的“反动”，尤其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唯物史观的“反动”。玄学派对唯物史观的反动，根本之点就在于他们主张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是“自由意志”，而不是“物质”、“经济”、“生产力”等等。例如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张君劢举出的九项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2）简而言之，陈独秀所理解的“科学的”历史观就是把历史的动因归结为“客观的物质原因”；而玄学派恰恰与此相反，把历史的动因归结为精神性的“自由意志”。唯物史观派一般来说承认科学派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认为其科学性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他们的一般世界观上，尤其表现在他们的历史观上。陈独秀批评科学派：“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3）；这种武器就是唯物史观。邓中夏也认为：“实验主义终是不彻底，终是没有胆子否认心身二元论。”（4）瞿秋白也批评科学派、尤其胡适“实验主义”的科学观念之不彻底性：“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这种“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是因为“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5）总之，唯物史观派所理解的彻底的科学，首先就是必须承认“物质”这个客观存在，否则就算不上“彻底的”科学。唯物史观派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是真正彻底的科学“人生观”。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的彻底性，就在于它承认“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6）陈独秀认为这种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科学”，并且是“最主要的”社会科学，他对这种“社会科学”进行了如下说明：“第一，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第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质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世界上无论如何彻底的唯物论者，断不能不承认有心的现象即精神现象这种事实；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7）总之，他主张以经济来说明制度、宗教、思想、政治……的“一元论”，而反对将经济与宗教、思想、政治……并列的“多元论”。2．唯物史观派的语境要理解唯物史观派，首先必须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亦即当时“中国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为此，我们就不得不回到五四运动，因为正是这场政治的、思想文化的伟大运动，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需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是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初步工业化。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相当规模的“民族资本基础积累”（8）的形成。我们所处的乃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alcountries)的时代，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其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不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计划社会主义，它们共同的历史使命，便是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问题在于这种“同归”为什么非得要通过“殊途”才能实现？为什么一些国家通过自由资本主义来实现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而另一些国家却非得通过计划社会主义或者类似的体制来实现？换一种更富挑战性的提问方式：曾经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计划社会主义何以可能？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条“殊途”，即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是西方发达国家，即先发展的国家，当初其民族资本基础积累的道路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另一方是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展的国家，例如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其道路是社会主义或者类似的体制：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一元文化。为完成相同的历史任务而采取如此迥然不同的方式，这实在是人类历史的奇观。问题的答案就在“先发展”与“后发展”的差异之中。先发展国家，其发展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来实现；而后发展国家则不能，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进行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它们与先发展国家已经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这里用得上鲁迅的一个著名譬喻：“费厄泼赖应该缓行”（9）。所谓“费厄泼赖”(Fairplay)，是指竞赛双方遵守同一规则的公平竞争；在经济上，就是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等价交换一类原则，也就是说，应该让客观经济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去操作。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基本上是在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完成的。然而先发展国家可以通过纯经济手段即“看不见的手”来完成的任务，后发展国家却不得不通过非经济手段即“看得见的手”来完成。这是因为后者此时面对的，乃是前者全面的强大的压迫、剥削、侵略──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老实说，这太不“费厄泼赖”了！你怎么能要求一个小孩和一个大汉去遵守同一竞赛规则呢？所以，这里需要的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统制的计划经济；不是分权的民主政治，而是集权的权威政治；不是散漫的多元文化，而是统一的一元文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威主义”。因此，对于旧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来说，迫切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只“看得见的手”，它必须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足以对外抗拒帝国主义列强，对内扫荡封建主义势力。这种力量必须能集中一切权力，以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然后以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手段去取得民族独立，进而完成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为民族经济的起飞、为工业化──现代化打下基础。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所有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或存在过这种政治力量。它们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民族国家完成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而中国自由主义的政党和派别，远不足以当此历史重任。但也应该看到，中国自由主义也并非对中国的现实需要一无所知。他们的全盘西化主张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然性。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对于科学的吁求。正是在这一点上，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中国迫切需要科学的理会而极度张扬之，以至不免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中国的现代化的确是需要科学的。科学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东西，原是一种“公器”，本无所谓“西化”“中化”。然而科学的发达确实是在西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化”乃是合理的、现实的。当时胡适就曾指出：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那里配排斥科学？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10）应该说，对于我们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直到今天、乃至可预见的将来，胡适这番话还是有警醒意义的。不过我们应当注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我们过去关于“批判修正主义”的话语当中，蕴涵着一种错误的意念，就是以为我们接受的应该是未经“修正”的、原版的、原封不动地照办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害的想法。其所以不可能，现代“接受理论”似可作为注脚：任何一种接受过程都决不是纯粹被动性的，而是带有主体性的。这里，我想着重讨论几点：其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此“中国”何所指？我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的时代现状，二是中国的民族传统。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外乎使它“化”得更符合中国当代的现实、历史的传统，从而更能满足中国的需要。这里，我们着重谈谈民族传统问题。一个民族的传统，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传统。比较而言，特定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是相对短暂的，而特定的文化形态则是相对恒定的。在我们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在观念形态上的积淀，它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价值态度、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一种文化的核心部分，存在于它的哲学当中。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部分，存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中国传统哲学以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以及后来的佛教哲学为主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哲学层面上来看，也就是要适应中国文化的传统。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个历史的过程。佛教的中国化，前前后后经历了数百年之久，就是一个例证。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之始，就已经在中国化。20年代科玄论战中的唯物史观，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长期历史过程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不仅存在时代的乃至时期的局限性，而且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内在的偏颇性，虽然这种偏颇性也是必然的乃至必要的。从哲学层面上来看，当时唯物史观的偏颇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直接承接着“五四”的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之风，难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估计不足，以至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破四旧”、“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走向了民族历史的虚无主义；二是由于与此相关的科学主义思潮，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对其人文主义方面估计不足、乃至视而不见。结果当时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唯物史观是与人文主义尖锐对立的，只见其物、不见其人。这种偏向，后来也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其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无一个“止于至善”的最终理想状态可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无尽的过程。因为现实实践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自以为手中已经握有了绝对真理，可以傲视人类的其它一切思想文化成果。具体来说，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我们永远都应该努力研究、汲取其精华；对于西方思想文化，我们同样永远都应该努力研究、汲取其精华。总之，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性的体系。3．唯物史观派批评前面说到，当时的唯物史观派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估计不足。这在科玄论战中，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派对玄学派的评价上：不是“一分为二”的，而基本是全盘否定的。这一点，早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学等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树似乎重视不够。”（11）在当时的唯物史观派看起来，玄学派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他们在经济上代表了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在文化上是愚昧落后保守的“东方文化”等等。这虽然有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偏激的态度。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玄学派的态度，再不能像当年的唯物史观派那样简单化。我们今天在对玄学派、现代新儒家作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