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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影片基本上取材于１９３４年２月自杀的明星公司女演员艾霞的生平与遭遇。艾霞是个北平姑娘，因反对包办婚姻，愤而离家，一个人来到上海，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走上文艺之路。在她生活难以为继时，应朋友介绍，曾有求助于素不相识的蔡楚生。蔡楚生八她介绍给了“南国剧社”的田汉。艾霞多才多艺，还能写作，明星公司的《现代一女性》就是他自编自演的影片。可是这个很有前途、发愤自强的女性，却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于1934年拍完《现代一女性》之后服毒自杀。电影都是充满了批判意识的好电影。女性在那样的年代里，常被逼得走投无路，忠实于自己的良心，就要被迫出卖身体。电影里常把她们放到一种绝境，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和考验，而靠她们单个的力量，就是死路一条。社会不容，因为社会的道德，明明已经在毁坏中了，却还固守着最后一块遮羞布，不道德的奸商、政客没人敢动，矛头指向了社会最底层、孤苦无依的妇女。“妇女是弱者”，韦明看到了小报上的这句话，气愤中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因为她要证明给人看，女性不是弱者。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这部影片所揭露了的社会黑暗视野十分之广阔。不仅入骨三分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荒淫无耻和阴险卑劣，而且揭露过去极少涉及的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的黑暗和腐败，此外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更加是充满悲悯与同情。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和庸众，比如取名博爱的医院，却对无钱的病人拒之门外，医药费十分惊人；为了钱，就按奸商指示，随意开除员工的校长；再比如专门散布流言蜚语的小报记者，东打听西打听小道消息，韦明都昏迷了，他在一旁光顾着在本上记啊记；再请听听出版商和记者的对话，她死了不算什么，主要是没让她多写两本小说，出版商遗憾的是没机会大发死人财……这些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一幕幕的还不是在今天上演，且愈演愈烈。阮玲玉演得真好，她的眼神，有着深不见底的愤恨和苦痛，看着，就好像一潭碧水，却承载的满是苦难，竟把人不由自主地吸入进去，随着她一起接受灵魂的战栗，内心的哭泣，而这眼神里，除了无法疏解的苦痛，更有着不屈的倔强，一种控诉，一种心灵深处的呐喊，那是阮玲玉在代替着妇女，向这个社会发出的呐喊，我要活！新女性》是一部关于女性解放斗争的电影。影片通过女主人公韦明为争取婚姻自主、独立生活而终于被折磨致死的悲惨身世，生动地反映了在30年代的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被迫害被污辱的命运，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迫害的罪恶。整部影片以韦明的抗争贯穿始终，她逃出了父亲的门，与心爱的人结合，跨进了丈夫的门。但是，幸福并没有从此笼罩着她，反而是她苦难的开始。韦明的婚姻并没有持续长久的幸福。这大概也是一种必然，是女性在争取自身权利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在这个夫权制统治了几千年的社会里，女性想要得到自由、平等，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甚至是丈夫的认可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影片中，她一直是个自尊自爱的女性。她渴望平等与自由，她拒绝校董王博士的示爱，因为她不愿沦为男人的附属品，更因为对王博士品行的蔑视。她渴望找到平等的爱情，但她又不愿与心爱的余海涛共结连理。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和女儿的生活，但她却没有对人说起自己的女儿。这是一种戏弄。韦明是新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渴望独立自主，但她却不敢对人提起自己的女儿。她在怕，怕流言蜚语，怕背后的指指点点：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孩子的父亲呢？这一切可能的流言，对于她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韦明一直在挣扎，在抗争。她想凭借她的才华留在学校，然而她没有成功，因为她拒绝了王博士。这无疑是对社会压制女性的一种揭露，男权主义依然控制着整个社会，女性不过是他们开心时的玩物。在这样一种社会中，韦明想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几乎是比登天还难！女儿生病时，她没有钱给孩子看病。她被学校开除，稿费无法预支，她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病得奄奄一息。她没有去找余海涛帮忙，大概是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然而现实逼得她无路可走。她内心里激烈的斗争，她努力了那么久，不过是想开拓自己的一片天空，一片与男人同样高而阔的天空，但最终抵也不过生活的嘲弄。为了女儿，她将去做“一夜的奴隶”了。她的泪流了无数，那是她所有的委屈、悲愤，是她所有抗争的挽歌。当她与王博士见面时，当王博士爆发出轻蔑、嘲弄的笑声时，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夺门而出。她逃走了，但她颤抖的身体，痛苦不已的神情，是她小小的身躯所承受的所有痛苦的抗议。她眼睁睁地看着奄奄一息的女儿，她贴着孩子的脸，说道：“孩子，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你去了！妈妈也就跟你来了！”孩子死后，韦明的姐姐悲痛得大哭，而韦明却异常地平静。对人生的绝望，与外在的镇静取得了相辅相成的效果。丰富的内心活动凝结在心如死灰的神情之中，正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有她的那双眼睛，怔怔地望着人世的彼岸，绝望、无告、悲哀、愤怒从她的眼中快速闪过，最后归于平静。连对人生的最后一点依恋也没有了，也就只剩下虚无和冷漠。最后韦明服毒自杀。这不仅是对死去女儿的愧疚，更是对人生、对社会的绝望的抗争。与此同时，影片中塑造了一位进步女性的形象——李阿英。作为工人阶级的李阿英，在抵抗男权社会的压迫问题上，态度坚决，积极乐观。这与韦明的软弱和消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余海涛就曾经要韦明多与阿英交往。在韦明逃出歌舞厅，在弄堂口遇上教完夜课的李阿英。镜头里，从韦明身旁走过去的李阿英的影子越拉越大，以致形成一个巨人，由此也意味深长地蕴含对像阿英这样的新女性的赞美。影片的结尾部分，韦明在阿英的启发下，喊出了那句“我要活”。她省悟了，她看到了女性解放真正的道路。然而愤怒的呐喊没有留住她的生命，但在此刻，生命早已显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她所喊出的这句话，它不是单纯的、发自韦明的呐喊，它更是对这残酷歪斜的社会最真切的控诉，也是替处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同胞们发出的对真正的新女性的呼唤。影片最后，许多女工迎着朝霞，踏着登载着韦明死讯的报纸前进的画面，指出了女性解放斗争的正确道路，激励着无数女性起来争取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看完这部由阮玲玉主演的无声电影，带来的心灵震撼非常大。甚至恍惚间以为是阮玲玉在重演自己的生平旧事，那个在1935年留下一句“人言可畏”而死的美丽女星。真的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让人感慨。其实《新女性》这部影片有女权主义观念在里面。电影里对韦明所遭受的一切折磨都是放在男权与女权的对立面来讲的。首先，韦明是一个典型的追求女性精神和肉体完全独立的新女性，甚至由于她曾被一起私奔的男友抛弃过，她的独立观念有些极端空想化、理想化；她彻底反抗男权的压迫，认为和男人结婚就是要去做男权社会下的奴隶，成为男人的玩物，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她坚持追求女权意义上的女性自身的完全独立，她甚至反对结婚。她誓死都不向男权、男人低头的意志是新女性价值的核心内容。韦明的悲剧可以说是校董王博士一手造成的，他追求不成反生恶计，处心积虑地将韦明玩弄于股掌之间，认为韦明最后不得不向他屈服；但意志坚定的韦明并没有让他如愿以偿，反而是绝望地抗争到底，极力地反抗男权社会专制力量，最后甚至不惜一死来祭奠自己的理想，控诉这个无力改造的男权专制社会。其次，韦明作为自“五四”传统意义上的新女性，非常有典型意义。从她大学里自由恋爱到反抗家长专制，走出家庭和她后来主动、大胆追求余编辑等一系列经历，明白看出她是个精神、行动上绝对独立的新女性。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女性，无疑在中国女性独立道路上是走在最前列的，同时正由于她的阶级身份限制了她，让她脱离现实大众的人生实践，生活环境非常的脆弱，没有坚韧的生存能力，更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虽然她的女性独立理想非常之高，但在现实中她的实践能力实际上非常的薄弱。当她那孤高的个人独立理想遭遇处处充满挫折、磨难的现实，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无法负担起理想时，她最后陷入绝望的境地是必然的。真个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悲剧命运。其中影片里最具有震撼力的是韦明对现代新女性理想的恪守、矢志不渝。在电影里，年轻貌美的韦明吸引到了各色男人的目光：校董王博士、出版商老总、报社记者甚至是皮条客等等，影片中的老妈子说了好几遍：“你们这些年轻的女人来钱总是容易的，何必这么着急！”更是看得出当时社会普通大众对“新女性”独立人生理想的冷漠、无视态度，也更显示了新女性道路的艰难、韦明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想与大众的隔阂。就是在这样艰险的社会里，韦明依旧不放弃她的新女性理想，尤其是当她的女儿病重时，她急需用钱，却拒绝了王博士送上的价值二千元的钻石戒指；所以当女儿病重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她不得已听从老婆子的劝诱，沉痛地准备去出卖自己的肉体时，她的精神已经完全绝望，为她的自杀埋下了伏笔；而最后发现嫖客竟然就是一直玩弄她的王博士，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清醒地明白了自己一直被男人玩弄，最终也无法在这个社会实现自己的独立人生追求，而这个男权统治社会又是她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韦明式的独立“新女性”之路走到了尽头。最后，导演出于对现代以来中国“新女性”的关怀，为女性的独立之路进行了新的探索。女性独立不能脱离现实，必须与社会大众紧密结合，走切实可行的大众之路。那么李阿英就是新女性新的希望，是完全不同于韦明的另一条道路，是切实可行的。虽然阿英所代表的这条新女性之路有着强烈的革命倾向和消解女性自身的中性倾向，但这是对抗那个黑暗时代最现实可行的一条路。所以阿英的身上有着强大的力量，甚至不惜以革命暴力对抗男权力量，这正是软弱的韦明身上所缺乏的现实因素。当然这里不能排除导演身上所具有的“极左”的革命暴力倾向和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无论怎样，导演为下一步新女性理想的道路提出了新希望，不管是当时还是现代，对与女性的独立都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