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城市规划及城市内部结构作者:[陈昌文]浏览:[444]次来源:[史学月刊一九九九年第三期]内容提要汉代城市有着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注重地理环境、强调庄严重威、流行神学思想三个方面。且各级城市的建设有着较严格的等级规定。本文在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中,论列了宫殿区、商业区、居宅区、文化区的分布及其特点,欲对汉代的中心城市作一较完整的勾勒。关健词汉代城建导向城市规划内部结构一城市建设的导向与规划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众多的城市建设上,颇具时代特色,体现出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注重地理环境。汉代对于国都的选择除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之外,同时还考虑到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条件。《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在选择国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地理位置和水源条件,并因地制宜地规划城市的城郭和道路。在《汉书·张陈王周传》中就定都何地问题,有这样一段记载:“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乡洛,其固亦足恃。(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此段文字,无论是刘敬、张良,还是主张定都洛阳的大臣们,他们在考虑定都地点时,都非常注重自然条件的优劣。这不能不说是汉代建都思想的一种反映。注重地理环境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国都的选定,而且也应用于一些中、小城市乃至边城的建设。晃错在申述其“徙民实边”的主张时说:新建城邑,应该“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理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蓄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1可见,在营立新城时,首先需要审其生态环境,水质优劣、土地瘠饶,同时,对城市建筑的各方面,包括城垣、闾里、街道、住宅、墓地、祭祀场所、医疗设施等也得进行综合考虑。据《城煌庙记》载:“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至秦惠王始命张仪与蜀守张若城成都……其椎初作,壤颓莫就。有大龟周旋而行,俾垒堵依准而立,即今城也”。依龟爬行的路线修筑城垣,当为神话传说,然表明在秦惠王时修建城垣对地质状况考虑还不够,尔后认识到这点,才得以筑城成功。这个例子,表明了地质状况直接影响着筑城的成败。人们从这里也必然吸收不少教训,在以后的筑城中定会注重地质状况。经过几百年的筑城实践,到汉代建城时,对地质等自然条件有所考虑则是一定的。以上列举的事例,说明汉代在建城思想上,已不囿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2的规定,而是越来越注意自然环境的因素,确定城址。其二,强调庄严、重威。这在汉代以前就是如此。明显表现在高台建筑上,特别是各级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尤其如此。这方面,汉初表现得尤为突出。刘邦在东征回来之后,看到萧何改建好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前殿高耸,壮丽非凡。勃然大怒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曰:“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3这种思想表现在建筑上,就是特别注重高台建筑。汉代都城有许多高于前代的高台建筑。即使是郡县一级城市,在其统治中心,也都建有比城市别处高得多的建筑,且依级而上,显得庄严肃穆,气势恢宏,以显示统治者的极高尊严和威仪。城门的建筑也是如此。每门一般有三个门道。突出中间,拱卫中心,在皇帝金銮殿也是正门二翼有两个侧门,使相对的城门显出特别的气势来,反映着汉代城市的“重威”思想。其三,流行神学思想。汉代城市建设在指导思想上,除重视自然环境,强调庄严、重威外,“阴阳五行”、“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也充斥于城市建设之中。这种思想,秦始皇筑咸阳时就有体现。据记载:“始皇穷奢极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4在设计思想上,处处体现“天命”。告诫人们宫殿乃天子所居。汉承秦制,这种建设思想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如据《汉书·天文志》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故长安南部的明堂辟雍,采用平面布局方圆结合的结构,它充分体现了“天地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汉代一般的城市住宅也体现着“阴阳五行”的神学思想。据《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日:‘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三,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姓,姓与宅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可见,汉代已经将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用于住宅方面了。另外,建设日期上,相生相克也充斥其间。从汉代起,人们已经认为太岁(主宰一岁之尊神)每年所经的方位,与动土兴造、迁徙的禁忌有关5。《论衡·侗时篇》云:“世俗信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妄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这种思想自汉代兴起以后一直经久不衰。“不得在太岁头上动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种“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很流行,如“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宅不西益’,6(宅地忌往西边扩大)等等,不胜枚举。历代统治者皆把建城郭、营都邑视为“国之大事”,故其建置或市政设施通常有详密的制度。汉代也当是如此。封建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关系。为了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往往从制度上规定:“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同仪)”7。营建城邑,同样要严格遵守“王制”。当时,大凡所有建筑的地点,面积的大小,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城门的数目,城内建筑物的种类,市场的位置,道路的宽窄等等,几乎都有一定的制度规定,丝毫不能逾越。《汉书·贾谊传》说:“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陵,乘也),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生以堂、陛、地、廉寓应建等级,说明汉代统治者在建城上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不仅国都如此,就是郡国、县、道、邑也应如此。首先,是城郭等级大小的确定。史云:“都城过百难,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8。此虽为春秋时期的情况,在封建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汉代,当不会没有城郭大小的确定。且典章制度都有一定的相因性,故用此段材料说明汉代对城郭等级大小的规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对各级城邑的城墙高度、城门数目,皆有具体规定。“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9。《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傍三门。”系指王都而言。王都一面三门之制,到汉代仍严格遵守。《西京赋》云:“旁开三门,叁涂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门,门三道也。”诸侯的都邑通常是一面两门。当然,前代的故都或汉代的五都例外。如成都有十八门10,临淄有十三门11。从一些古城址看,城墙宽度也一定有规定。如邯郸古城墙宽度20-30米12,临淄22.35米13,洛阳14-30米之间14,而洛阳洛河南城城墙宽6米15,河南武安县午汲古城8-13米16,福建崇安城村古城8-10米17,南越国的一般城市城墙宽度则在2-4米之间18。可见,城墙宽度的等级规定也是很明显的。此外,关于明堂辟雍汉代也有规定。《郊祀志》云:“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日泮宫。”师古注日:“泮之言半也。”即诸侯只有天子所建的一半大小。《白虎通》日:“天子之坛方五丈,诸侯之坛半天子之坛。”意思大致相近。又据《初学记》卷二十四《居处部宅之条》曰:“宅亦弟,言有甲乙之次弟也。一日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弟。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原注云:见魏王奏事。又引《汉书》曰:夏侯婴以太仆事惠帝,赐婴北弟第一。)《玉海》《宫室部宅之条》曰:“魏奏事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这是对建“弟”的规定。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王国,贵族势力僭越制度的情况仍然存在。如汉成帝诏日:“或乃奢侈逸豫,务广弟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19又“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之限”20。加之,汉代不少朝代崇尚豪华,诸侯争相效法。在城市建设上也有突破规定的。如“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族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人言跸,似于天子”21。另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发展的差异也不可能一如“王制”所规定,许多郡县城市随着经济发展而决定其建设规模也是自然之道理。但无论怎样,其规模总是在一定的“度”里。在封建礼教很重的汉代,即使经济发展的地区在城市建设上有大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二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一)宫殿区为体现封建皇权的威严,秦汉时期的城市布局继承了战国以来的所谓“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22的思想。都城之内,通常以官署为中心,专门建有气势宏伟、格局壮严的宫殿区。宫殿区的四周,有宫墙环绕。这些宫殿的规模和所占面积之大,突出地说明了它在城市布局中的中心地位。宫殿区占地极广。《三辅黄图》云:“长乐宫周回四十余里,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言:长乐宫宫墙周长超过十公里,未央宫宫墙周长达九公里,仅此两处宫殿,即占据全城面积的二分之一。如再加上明光宫、桂宫、北宫等宫殿,那么,宫殿区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东汉洛阳城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占全城面积十分之一,南北两宫有复道相连。汉代长安先后建造的几处宫殿,分别分散在城的西南部、东南部和城西,其间被道路和住宅等其它性质的建筑物所分隔23。宫殿区内,宫殿、台榭、楼阁数量众多。史载:“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24班固《西都赋》云:“前乘秦岭,后越九兇,东薄河毕,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秦离宫三百,汉武帝往往修治之25。长安宫殿、台、阁,据《三辅黄图》记载的就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包括骀荡宫、馺娑宫、天梁宫、木兮诣宫、鼓簧宫)、北宫(含寿宫、明光宫、太子宫)、甘肃宫(包括钩弋宫、昭台宫、长定宫、长门宫、永信宫、中安宫、储元宫、犬台宫、葡萄宫、梁山宫、黄山宫、回中宫、集灵宫、集仙宫、棠梨宫、竹宫、宜春宫、扶荔宫、五柞宫、宣曲宫、鼎湖宫、思子宫、万岁宫、首山宫、明光宫、池阳宫、养德宫、日华宫、曜华宫)等,殿则有临华殿、温室殿26、宣室殿、清凉殿、宣明殿、广明殿、昆德殿、玉堂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掖庭殿、椒房殿、昭阳殿、高门殿、奇华殿、存仙殿、存神殿、飞翔殿、增成殿、合欢殿、披香殿、凤凰殿、安处殿、常宁殿、茞若殿、椒风殿、发越殿、蕙草殿等,台榭有周灵台、汉灵台、柏梁台、渐台、神明台、通天台、凉风台、鱼池台、酒池台、著室台、斗鸡台、走狗台、坛台、韩信射台、果台、东山台、西山台、钓台、通灵台、望鸽台、眺蟾台、桂台、商台、避风台、长扬榭等,阁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未央宫尧阁、白虎阁、属牛阁等。非但宫殿台阁数量众多,而且建造异常雄伟、华丽。如柏梁台高达二十丈;渐台高也是二十余丈;神明台高五十丈;载鸿台高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