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ã（1904年7月）落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运动必须向先进国家的老的运动学习，这是一个历来受人尊敬的真理。我们可以大胆地用相反的一句话加以补充：老的、先进的社会民主党同样能够而且必须从同它们年青的兄弟的亲密交往中进行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同庸俗经济学相区别——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前的一切经济阶段，同造物的顶峰即资本主义相比，不是一种简单的“不发达”形态，而是在历史上享有同样权利的不同的经济类型。同样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各种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一定的历史的个体本身。我们越是了解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就越是能认识本质的东西，基本的东西即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原则，就越是能减少为任何地方主义所限制的眼界。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际的旋律如此强烈，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民族孤立状态中不断发出的机会主义思想方式的音响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应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的要求而写的下面这篇文章应该引起德国公众的一些兴趣。一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了一项特殊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无先例的任务，这就是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制定一个适合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把俄国当前的情况一般地比做德国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情况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种对比是从警察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看俄国的情况。由于缺乏民主自由而给群众运动造成的障碍比较地说是次要的。群众运动在俄国已经冲破专制主义“宪法”的围墙而建立起自己的“街头暴动”的“宪法”，尽管这种“宪法”是靠不住的。这一运动将会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取得对专制制度的彻底胜利。俄国社会民主党斗争中的主要困难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被专制主义的暴力统治所掩盖，这就必然使真正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具有抽象宣传的性质，使直接的政治鼓动多半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反社会党人法企图干脆把工人阶级置于宪法之外，而这种事情又发生在一个阶级对立已经充分暴露并且在议会中展开了的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俾斯麦措施的荒谬绝伦恰恰就在这里。俄国应该进行相反的试验，即在资产阶级没有直接进行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建立社会民主党。这不仅仅是把社会主义学说搬到俄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鼓动工作的问题，而且也是采取完全特殊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中，组织问题同先前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试验不同，它也不是宣传工作的人为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产物，而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把政治党觉悟灌输到其中而已。在正常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阶级统治的出现早于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地方，工人最初的政治团结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实现的。《共产党宣言》说：“在这个阶段上”，“。。。。。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j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用自觉的干预来代替历史过程的一个时期，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政治上的极端分散状态（这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因此，组织问题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特别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组织必须在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形式上的手段的条件下建立起来，而首先是因为这个组织有点象上帝一样，必须在缺乏通常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准备好的政治原料的条件下，“在虚无缥缈之中”，在真空里建立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几年来所从事研究的问题，正是在于把各个分散的完全独立的小组和地方组织形式（这是同运动的准备阶段即主要是宣传工作阶段相适应的）变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群众统一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但是，旧的组织形式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组织的分散性和完全自治即独立性，既然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变得难以忍受并且在政治上已经过时，那么新阶段的口号，进行巨大组织建设的口号很自然就是集中主义。强调集中主义的思想是《火星报》为准备上一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党的成立大会）而进行的三年大规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年青一代的近卫军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以后很快就证明，集中主义是一个远远没有概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的历史内容和特点的口号，它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不论在什么领域，包括组织问题的领域在内，都不能成为固定不变的僵硬的公式。我们面前摆着的列宁同志——《火星报》为召开党代表大会而进行的准备运动中的杰出领导人和战士——的一本书j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作了系统的说明。这本书详尽而透彻地表达的观点正是无情的集中主义。它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固定的干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例如中央委员按照这个观点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也有权确定从日内瓦到列日，从托木斯到伊尔库茨克的俄国每个地方组织的人员组成，给它们提供准备好了的规章制度，通过一纸命令就可以完全解散它们并重新加以建立，最后还运用这种方式间接影响党的最高机关即党代表大会的组成。可见，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列宁正是认为把组织中的严格集中主义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是一个特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并且能够举出一大堆事实来维护他的观点。但是我们倒要比较仔细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社会民主党是在倾向于集中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斗争必须在巨大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框框内进行，因此，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社会民主党所担负的使命就是要在该国范围内代表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局部的和集团的利益。因此，它处处都自然要努力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民族的、宗教的和职业的集团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党，只有在特殊的非正常的情况下，例如在奥地利，它才不得不破例赞同联邦主义原则。在这方面，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毫无疑义的是，它不能建立一个由许许多多民族的和省份的独立组织联合起来的联邦团体，而必须在俄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至于在团结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的性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从实现社会民主党这个战斗的党的形式上的任务的角度来看，组织上的集中主义乍一看来似乎是直接决定党的战斗力和力量的一个条件。但是在这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特殊历史条件要比每个战斗组织从形式上的要求着眼的观点重要得多。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上在其各个时期和全部过程中都要依靠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直接的独立行动的第一个运动。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所要建立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于先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例如雅各宾和布朗基运动的组织形式。看来，列宁低估了这一点，他在他的书中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非是“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j。在列宁看来，社会民主党同布朗基主义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是同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对立的。他忘记了他这样完全修改了组织的概念，赋予集中主义概念以崭新的内容，提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和斗争的相互关系的崭新的观点。布朗基主义既然不依靠工人群众的直接的阶级行动，也就不需要群众性的组织。相反地，既然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在革命时刻才出现于斗争场所，而预先准备革命袭击的行动是少数人的事，那么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把受委托进行这种一定和动的人同人民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就是直接需要的。而这也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因为布朗组织的密谋活动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毫无内在联系的。同时，布朗主义的策略和具体任务是同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基础没有联系的，都是随意制定的，预先编制固定的计划，连细节也都作了规定。这样，组织里的普通成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外执行预定的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因此就产生了密谋主义的集中主义的第二个要素：党的各级组织对中央机关的绝对的盲目的服从和中央机关的决定大权一直扩展到最边远地区的党组织。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条件完全不同。它在历史上是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补充自己的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斗争任务。组织、觉悟和斗争在这不象布朗基主义运动那样，是可以机械地和暂时地分割开来的不同的因素，而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一方面，除了一般的斗争原则以外，根本有存在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训练新兵那样教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去付诸实现的那种现成的、预先制定好了的详细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建立组织的斗争过程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变化不定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地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而且列宁在说明他的观点的时候也许要比他的任何一个政敌所可能做的都更加机智灵活，因为他给他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下的定义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了”。但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从对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的这种真正内容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今天的俄国，建立这种集中制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就是：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在政治斗争中受过训练的无产者阶层；他们有用直接施加影响（对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和在党的报刊中等等）的办法来表现自己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显然，后一个条件只有在俄国拥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头一个条件——形成一个有阶级觉悟和有判断能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只是处于产生过程之中，并且应该被看作是最近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相反，列宁坚信，俄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广大的、极端集中化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这就更加令人吃惊了。列宁乐观地宣称，现在“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j，他称赞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说工厂本身使无产阶级成熟到实行“纪律和组织”，这再一次表明他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上有许多十分机械的观点。列宁认为，培养无产阶级“纪律”的东西决不仅仅是工厂，而且还有军营和现代官僚制度，一句话，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全部机器。一方面是一个有无数手和腿的肉体在没有意志和思想的情况下随着指挥棒机械地做动作，另一方面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的政治活动自愿地互相配合；一方面是一个被统治阶级的盲目服从，另一方面是一个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的阶级的有组织的起义，——所有这些都是两种对立的概念。如果人们把这两种概念都一概称作“纪律”，那只不过是滥用口号罢了。无产阶级要培养新的纪律，即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不能受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培植起来的纪律的束缚，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其次，根据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所说的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实现的绝对概念，而不如把它了解为一种倾向，它随着工人阶级在其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