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三生空间”优化与统筹发展

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生产、生活、生态三种功能空间（以下简称“三生空间”）基本涵盖了人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的空间活动范围，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三生空间”的利用状况既是人类在特定政治、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和技术背景下进行活动的空间反映，又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基础和制约因素，也是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生产与生活活动对于空间的需求日益高涨，“三生”空间利用的失衡已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活空间设施配套不全和缺少活力等问题。研究“三生空间”内在运行机制，优化“三生空间”布局，统筹“三生空间”发展，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城市“三生空间”的优化目标与路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为“三生”空间的优化指明了方向。生产空间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以承载工业生产和服务功能为主，主要涉及工业、物流仓储和商业商务服务用地。生产空间效率的高低主要依赖于生产空间上所承载的产业质量，不同的产业不仅在其产出效率上存在差别，而且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的贡献也存在差别。不断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高端化，扩大占地面积少、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是提升城市生产空间利用效率的主要手段；研究各种高效产业发展的空间特征，吸引高附加值产业在城市中的聚集，是提升生产空间效率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空间区位由于周边聚集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和规模不同，其区位条件对不同产业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会产生差别。因此，地尽其利、地尽其用是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优化生产空间的组合关系及其空间布局，也是提升城市生产空间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而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按照经济学中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条件，在一定技术背景下，空间资源越稀缺，价格越高，非空间要素对空间要素的替代程度就越深，越促进对空间的集约利用。生活空间与承载和保障人居有关，是以提供人类居住、消费、休闲和娱乐等为主导功能的场所，不仅涉及城市居住用地，还涉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商业用地。生活空间的宜居状况主要通过其安全性、便捷舒适性、环境亲切友好性等来体现。其中，安全性是城市生活空间品质的基石，舒适便捷的空间环境是宜居生活的外在体现，环境亲切友好是可持续发展的宜居生活的内在要求。打造宜居生活空间，首先需要增强生活空间的监督力度和安全防卫能力，营造生活空间的安全氛围。其次，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生活水平、不同类型居民对于学校、医院、超市、菜市场等生活服务设施的类型、数量、质量以及布局等各方面的差异化需求，围绕居住空间打造配套完善的便捷生活服务圈。最后，要重视新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于街边公园、社区休闲设施的增长需求，为城市居民创造更高功能和品质、环境更加优美的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是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区域，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岸线等国土空间。建设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首先需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重视生态红线区域对于生态环境保障的基础地位，科学划定生态红线，并研究完善对于生态红线管控的政策和配套制度，以传导责任压力，激发保护动力，严守生态空间的最重要、最核心部分——对生态红线区域的强制性严格保护。其次，要把握好生态系统调节机能的有限性，依据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敏感度等限制性因素来约束城市发展规模和开发强度，使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增长速度与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相匹配。最后，科学布局城市生态空间，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增强湿地、水域、森林、草地等生态用地的自然修复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保障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三生空间”的内在联系与统筹发展“三生空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具有共生融合、制约效应。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发展，为生活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实现生活空间宜居和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经济保障支持。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既需要足够的生产空间为其提供就业场所和经济产出支持，也需要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态产品来满足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生态空间提供的生态服务自我调节能力约束了生产、生活空间的发展规模和方向。在国土空间绝对规模相对稳定的情形下，任何空间比例的增大都意味着其他空间的减少，“三生空间”比例失调是引发城市病的主要根源之一。粗放式的生产空间利用，生态空间的不足，将会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生产与生活空间比例的失调，生活空间的压缩，会引发住房和生活设施用地供给的减少，从而引发房价过快上涨。因此，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需要统筹“三生”空间互动的用地结构关系，促进“三生空间”比例规模协调发展。明确界定各种功能空间是现代主义城市空间优化的核心思想。受限于工业时代各种空间近邻的负外部性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各功能空间的有机联系被割裂。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不断建立各类开发区，大规模远离城市建成区的工业用地连片开发，大面积的居住新区扩展，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分割，既降低了城市的生产效率，也降低了城市宜居的程度，引发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城市各类空间邻近之间的冲突性不断降低，城市“三生空间”的可融合性更强，促进“三生空间”的适度融合发展，使城市中被分割的空间重新建立其有机的联系，是城市空间优化和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受自然和历史条件、人们认识的局限，三类空间在城市空间形成与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差别，并决定城市空间最终的演化目标。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和生活空间仰仗于生态空间的充裕和丰富多彩构成的本底基础，城市生产活动规模有限、内容单一，生活空间居于主导地位。工业文明时代，工业生产不断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城市空间形成与演化主要由生产空间所主导，不断扩大的生产空间造成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和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生活空间被挤占，人与自然、生产和生活的共生性秩序严重失衡。由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的时代，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重要载体。生态空间的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决定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应是在生态空间约束下的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协调发展。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下，需要倒逼城市按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来优化城市生产空间的格局和产业结构，提高土地利用强度，促进产业结构从低效、高污染的产业和生产方式向绿色产业、绿色生产转变，以消除经济活动对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消极影响。而以人为本，满足新时代我国人民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也需要倒逼城市发展转型，将以生产空间为主导的工业时代的空间优化模式，向生态优先、生活空间主导、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统筹协调的空间优化模式转变，以构建一个高效、宜居、美丽的城镇空间结构。（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首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