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阿里甫江·阿不来提41383048社工1302一、想要读懂这本书，首先要了解马克思·韦伯的生平。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而《学术与政治》是韦伯的两篇演讲组成的。导言从韦伯演讲的背景、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作为方法论及伦理的范畴、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作为制度化价值系统以及韦伯模型的优点及局限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从人格与某些终极价值及生命意义内在关系的恒常上对学术与政治进行了分析，又从行为定型造成的结果上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层次上的行政构想是科层组织与一元化领导，政治构想是志愿性组织与民主式领导，学术构想是专业性组织与协同式领导。同时也分析了韦伯模式在理论面上，过分低估了实践立场可被理性批判的可能性；制度面上，过分高估了个人行动对集体性之行动关联所具的影响力。即便如此，仍不失为批判理性主义的典范。两篇演讲的背景是1919年，其时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走向的拐点——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大繁荣，大萧条都在这一年前后陆续铺开。整个时代的精神是焦灼不安的，理性被质疑，意义被颠覆，非理性的、萎靡颓废的风气在蔓延。在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关头，韦伯在慕尼黑做了几次演讲，其中就包括《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的构架其实是相同的，都分为两个部分，涉及两个层面。首先，都从客观的角度，讨论外在的条件，分析学术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可能态势，讨论了学者和政治家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冒险。然后，从主观的意义上，探讨了这两种志业对个人施加的要求，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或者以政治为志业的人。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作者从问题入手，提出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具有怎样的面貌？首先，通过比较德国与美国学者学术生涯的外援条件入手对德国学者的外部环境进行了阐释，而后得出结论：学术生涯乃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然后又通过对学术自身条件、学术工作意义的探究以及学术价值与学科、信徒关系的探讨，表明学术在促进技术进步时，也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要面对日常生活的现实。最后，探讨了学者、教师以学术为志业的问题，例如教师不是领袖，教师能帮助学生获得关于技术的知识、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清明等等。三、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稿，作者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以政治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的人，能否在现实中找到意义，为世界创造价值？译者将文章分成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政治”和“国家”进行了界定，阐释了国家存在“正当性”的类型：传统型、卡里玛斯型、法制型。第二部分分析了政治上的权力支配所必须的因素：人与物。第三部分对政治作为副业和主业、为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做了辨析。第四部分具体介绍了职业政治家的类型和性格。第五部分分析了群众政治家即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前途。第六部分介绍了政党的经营形态、发展、新旧形态的冲突及党工。第七部分介绍了英、美、德政党的基本情况。第八部分解说了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及志业政治家的出路。第九部分阐述了政治作为志业可让人获得权力感的心理意义及志业政治家应具备热情、责任感、判断力的人格条件，最后谈到信念及价值对政治行动的意义，并阐述了政治中的道德要求：自鸣正义的道德和责任的道德。第十部分提出了志业政治家应该有的警觉。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既不能纯粹按心志伦理行动，也不能纯粹按责任伦理行事，靠头脑但绝不能以头脑为己足，真正以政治为志业的人不仅是领袖或者英雄，而且能够强迫自己心肠坚韧，能泰然的面对希望的幻灭。四、韦伯眼中的民主韦伯和鲁道夫的对话可以看出，韦伯认为的民主是选取一个信赖的领袖，然后领袖执政，接受人们的审判。韦伯的民主不是从“内在价值”的角度，而是从选取能做事的政治领袖这一方面的结果，来衡量民主。从这个角度上，韦伯认为德国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民主，德国不仅不能避开民主，相反要认识到民主是形成国家的统一民族意志、同别国战争的关键。他对民主制的批评是建立在缘由不完善的领袖民主制的批判，而非是民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的批判。他的学生卢卡契将韦伯的立场看成彻底的帝国主义动机的阶级立场。由此，显然可以看出韦伯对政治的关怀虽然转向了社会自由主义，但是始终没有摆脱国家自由主义的影响。可是这种民主选出来的政治家会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吗？若我们的信赖成为了他利用的筹码且当我们发现时，严重的后果已经造成，再对其进行审判时对我们弥补结果有什么意义吗？而且只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谈民主，是否有着只取一隅的偏见呢？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并非看其领袖个人的能力和魅力，更要看的是这个民族里的人们的素质和对政治的关心。这和一个社会的好坏评判标准有着类似之处。正如一个哲人所说，评价一个社会好坏，无需从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奥繁琐处去分析研究，有一个很简单实用方法，就是观察你的周围，假如那些极端自私的人、道德败坏的人、品性邪恶的人，过得很富有、很开心，这就是一个坏社会。反之，这三种人过得很落魄、很郁闷，这就是一个好社会。五、学者与教师的关系韦伯谈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那何为志业？志业，我认为是一种志向坚定、目标明确、除了本身的目的无任何外在目的，奉献其一生的行动者的工作。学术志业者就是为了学术而做学术，除了学术的前途无任何其他目的，并倾其一生做学术的志向坚定、目标明确的行动者。韦伯认为学者与教师难以兼得。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不仅需要具备学者的资格，同时也能做一位好老师，这两种条件不一定全然吻合。我不是很赞同，韦伯仅仅从教学的层面谈到了学者与教师难以兼得。可是学者和教师除了教学外，还要教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当然不会将立场灌输给他们，而是保持中立，让学生自己做出选择。我认为教师不仅仅是一个教学的老师，还是一个“教育家”，他要对学生进行教育而非仅仅是教学。“教育家”这个称呼也许欠妥当，这里之所以用教育家是对教师的一种期许。六、国家与武力的关系国家和武力的关系上，韦伯认为国家的基础在于武力。国家者是一个固定疆域肯定了自身对武力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这我想到了老师曾经讲过的吴思先生在《血稠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论述的“暴力的对价”，国家以武力作为后盾，群众的服从从作为其由恶转向善的对价。所有的规则的制定都遵循一个根本的规则，称其为元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是破坏力水平决定的。而且，破坏比生产远远更为有效，且更为有力。所谓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还是比较赞同国家拥有最强大武力的。七、事务官吏和政务官吏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的论述中，对于“虚荣”的论述让我想到了当今我国公务员为什么喜欢打官腔、搞形式主义。原因就在于喜欢虚荣的表演，这些人都是些政治投机分子而非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是彻头彻尾的毫无异议执行命令的官吏。而虚荣的破坏力是最强的，是一切切事的献身和一切距离的死敌。韦伯关于政务官吏和事务官吏的分类对我国公务员改革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前我国公务员划分为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综合管理类，这种从职务内容上的分类并不能使其职能高效的利用和发挥。政务官吏和事务官吏两个范畴的分野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却清楚有别。政官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调配、撤职或者是停职备用的。这两个范畴的划分对我国公务员改革方向和路径选择上有参考意义。八、书中展示的韦伯韦伯学术的两个特色：一是学术的宏伟巨构，二是以己见强加诸人的霸气。即便如此，韦伯仍然认为社会学家是不能也不应该建构一个新的社会，这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作为科学家身份应该做的事，并且一再强调任何科研成果即便风骚一代都将成为明日黄花，没有社会学家能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缔造出新的科学的社会学。导论三韦伯的学术论文中，将韦伯的社会学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综述：社会学的知识论、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界定。在社会学的知识论方面，韦伯有两点决定性的贡献：诠释的方法和因果多元论。关于诠释的方法，韦伯强调意义的重要性，认为意义内在于所有的行动之中，这也是韦伯社会行动分类的起点。他认为进行社会性的行动有三个层次：进入参与制度、规则、习俗、法律之中的行动，给自己一个标杆或目的的行动，诉诸价值、理想、向往的行动。根据意义不同，将行动又分为传统的行动、情绪的行动、因价值而产生合理性的行动、因目的而产生合理性的行动。他认为诠释的方法不能建立在直接心理经验的主观恣意之上，要合于一般的逻辑运作，因此提出了评估、交互参照比较、据理观察及价值参照的做法。关于因果多元论，韦伯否定流出论，认为任何结果的起源都可作无限追溯，在科学社会领域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一个事件往往需要多项原因加以解释，而这些原因的主次轻重则由研究者自己来衡量。因果多元论的概念可启示我们了解韦伯在方法学上的重点，首先要有所谓原因推断的过程，其次谈到“客观可能性”的范畴。其方法学在知识领域的用心在于社会学概念构成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概念应该是精准而严谨的，并从理想型及价值参照两个途径进行考察。理想型就是在真实中选取有意义的物质整合到统一的思维图像中去。价值参照就需要学者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指出决定他选择的价值。社会学研究方面，韦伯主张研究的统一性，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从万变之中认识到普遍性的文化本质。他还认为除魅了的世界使许多人变得毫无生气且无生命担当。韦伯的社会研究主要着眼于武力与国家的关系、政治性之上的支配现象分析、政党的分析、发展出一套官僚体制的社会学四个方面。社会学界限方面，韦伯认为，所有的学问都无所避免的有其限制，因此提出了“价值中立”的方法学原则来进行社会学界限的划分。价值中立原则并非否定价值的根本重要性，而是说学者研究学术应该将选择的问题留给每个人，一门经验性科学，并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或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做什么。因此，价值中立作为一种规范原则，而非构成原则，不仅要求研究者本身要有所警觉，也要注意到科学的一般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