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的新变化

1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的新变化（李琦学号111300657）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所面临的国内和国外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际上，苏联与苏东阵营解体和两极体制不复存在，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来自外部的政治威胁空前减弱。在新的国际政治态势下，“美国制定了野心勃勃的全球扩张战略，不仅要维护和巩固自己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还试图在世界各地传播美国的政治制度，使美国的民主模式在各地普遍推广”[1]；在国内，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20世纪最后十年中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经济全球化进程给美国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会，美国一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共同繁荣的发展景象。但两个事件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小布什上台后不到一年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恐怖主义在以残忍的流血方式迫使美国重新反省自己的同时，也给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要安全还是要自由成为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一道新难题。“‘9·11’事件让美国明白，自身正在面临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形象危机。尤其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反美主义’大大超过了以往”。[2]2008年，一场新的危机再度降临美国，尽管这场危机不以生命和流血为代价，但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金融体系的崩溃给美国政治带来的冲击更为深刻，经济因素开始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决定因素。近三年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救市计划，刺激经济复苏，随之而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迅速扩大，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9年已经超过了10%”。[3]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企业的危机的话，那么2011年的美债危机则是政府的危机。高额的债务和财政赤字不仅使美国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还造成了围绕提高债务上限问题的政治危机。2011年7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否以及如何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到美债违约期限的最后一刻才达成妥协。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式国家，它设计了一整[1]刘杰，《当代美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2]李忠斌，《“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争论与进展》，《当代世界》，2011年第3期。[3]周琪，齐皓，《2012年美国大选的现状及前景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2套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除了正式的制度规范之外，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政治力量也对美国政治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所以影响美国政治运作的因素非常的多样化。如果说“9·11”事件是通过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的话，金融危机虽然是发生在美国人经济生活中的一场悲剧，但其影响仍然直接或间接地投射到了政治领域，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4]所以21世纪以来短短数十年美国政治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们也在重新反思美国政治的理念、制度和模式。笔者认为，两次危机给美国政治带来的变化有以下四点：第一，奥巴马的当选改变了长期以来美国遵循的一些政治法则。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改变了美国总统必须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白人的政治惯例。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甚至认为这“突破了美国政治最后一个堡垒”。[5]“变革”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中最吸引选民的政治词汇。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海外同时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深陷战争泥沼，战争使得美国联邦债务大幅度增加；在国内则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0国集团中其他国家总和的61%，到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2010年不到中国的3倍”[6]。随着“金砖”国家、“金钻11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将进一步下降。美国的形象和力量都受到损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这一状况深感忧虑。2008年大选中，各个候选人都打出了变革的旗号，其中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更是将变革的口号贯彻始终，并成功吸引了选民的支持，最终以压倒性优势顺利当选美国总统。拥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当选总统本身就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于变革的渴求和支持，他在胜选演说中也强调，自己的当选标志着“变革时代已经到来”。[7]无论奥巴马的变革是否成功，变革都是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奥巴马上任伊始，为了应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他不得[4]刘杰，《当代美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5]PeterBakerandJeffZeleny,“ForObama,NoDaytoBaskasHeStarts,toBuildHisTeamforTransition,”TheNewYorkTimes,Nov.5,2008.[6]朱成虎，孟凡礼，《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7]“ObamaElectedPresidentasRacialBarrierFalls,”TheNewYorkTimes,Nov.4,2008.3不采取大规模的政府救援行动，“实行了一系列具有‘大政府’色彩的政策”[8]，挽救房利美、房地美以及通用等公司和银行，这也改变了长期以来政府不干预市场的政治法则。但是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使联邦政府“负债经营”的模式越发难以为继，政府债务节节攀升。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一国财政运作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世界各国一般将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60%或者90%作为警戒红线。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2001年的56.4%增加到2008年的83.46%，2010年由于应对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大规模资金投入，使这个比例迅速突破90%。[9]债务危机成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此外，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这句话被美国的政治保守派奉为圭臬，20世纪后半期至小布什政府时期，“小政府”的理念依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失业率长期在10%左右徘徊[10]，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收入大幅度下降，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些紧迫的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政府适度扩大权力，要求联邦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及在医疗保险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按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还是太小，而是是否有效”。第二，美国政治分裂愈加严重。美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在权力互相制衡的基础上，反对党给执政党出难题，让执政者难堪，这都是传统的政治游戏。但在过去，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政治游戏是有底线的，不会在涉及底线的问题上撕破脸皮，在美国“政治分裂是美国两党制的基本形态，但两党在重大问题上总体上有相近的主张”[11]。但是美债危机中，在经济濒临衰退的背景下，如果不放宽债务上限就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危机，可双方却毫不让步，大有国家利益让位于党派利益的趋势。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政治出现重大分裂，即使是高举“变革”大旗的奥巴马赢得大选，也没有改变美国政治和民意进一步分裂的事实。尤其是2010年11月，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仅重新夺[8]张志新，《2012年美国充满危机与挑战》，《人民论坛》，2012年第1期。[9]U.SFederalGovernmentDebt[EB/OL].[10]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2010年美国失业率达到9.9%，为10年以来最高点，[11]朱成虎，孟凡礼，《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4回众议院，在参议院也增加了6个席位，奥巴马总统成为了“跛脚鸭”，在推行重大改革时更加步履维艰。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削减预算赤字、移民、医疗保险改革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2011年9月17日，美国更是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示威活动，而且不断向其他国家扩散，酿成全球70多个国家的抗议浪潮。这次抗议活动反映了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对立。因为2009年以来，“‘茶党运动’作为共和党的外围势力异军突起，为共和党在众议院重执牛耳立下汗马功劳。民主党认为此次抗议活动的出现为它提供了类似机遇，也有意借抗议活动，在诸多议题上呼应抗议者的主张，从而带动民主党更加左倾，如同‘茶党运动’使共和党变得更右一样，而这势必要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12]。从目前来看，两党恶斗并未突破制度的框架，比如说，为了避免联邦政府最终不能正常运转，两党在去年年终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总统大选的结束，两党恶斗会有所缓和。第三，美国国际话语权相对下降。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受到这个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制约。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枝独秀，在各领域都独领风骚。而这次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美国金融领域的诸多缺陷，另一方面也迫使美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盟国和其它国家解决国际问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军在阿富汗焚烧《古兰经》、枪杀平民事件和对以色列的偏袒，使得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感召力难免下降。虽然奥巴马上台伊始就“急于恢复巴以和谈，敦促双方签订永久性和平协议”[13]但是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既没有在中东和平进程上取得突破，也没有改变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到今年为止，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小布什政府时期一样糟糕。此外，20国集团会议的召开、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下降、美国放弃在利比亚行动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的一筹莫展，都反映了美国影响力和话语权正在下降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未来的债务危机，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可能性也在降低。“许多国家都意识到，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某种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在对付危机的过程中可以把部分负担转嫁到其他债权[12]王先云，《“战领华尔街”：大困局催生大抗争——对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活动的分析和思考》，《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6期。[13]赵天一，《奥巴马外交政策评说——读塑造历史：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5国头上。因此，他们希望美国能负起责任，执行更加负责的货币政策。但美国却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为了恢复平衡，新兴经济体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特别是贸易顺差大国中国，不仅应该让人民币加快升值，而且应该扩大进口”[14]。其实，从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不断扩大的进口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回升的引擎，但中国不可能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去处理人民币汇率及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因此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不可能迅速达成一致。第四，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无论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有多大，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国内经济的低迷和政治分裂并未影响到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美国仍然谋求在世界事务中全方位的发挥其主导作用”[15]。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就着手从中东地区脱身，采取果断措施击毙本·拉登，为结束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提供了让人难以质疑的理由；按原计划开始从伊拉克及阿富汗撤军，为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打下了基础。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都在多个场合都明确提出，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2011年奥巴马更是高调宣布要“重返亚洲”[16]。希拉里在她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也提出，“未来的政治取决于亚洲，今后十年美国外交战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这里希拉里虽然说“锁定于亚太地区”，但实际上是指亚洲，更确切的说是指东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