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性

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性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也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升，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跟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对此生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而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教会宣扬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而人文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有权追求知识，了解自然，研究科学，探索世界；对于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倡导平等和人权，歌颂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以及冒险精神。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日益深入人心。人文主义理想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也是莎士比亚戏剧思想的发展轨迹，他的创作已经产生超出描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义和作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可以看成整个人类的缩影。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是既辉煌又残酷的时代：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繁荣、思想的解放,人文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但是,当时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使大量劳动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悲惨境地。严酷的社会现实强烈地冲击着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使人文主义理想产生危机。根据莎士比亚的观点,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和喜剧多以爱情为描写对象，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情调是乐观、明朗的，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描写了男女青年冲破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偏见、宗教禁忌以及自私、欺骗等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运用个人的智慧、聪明和勇气，大胆地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这当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作敢为的文艺复兴新女性艺术形象。如鲍西娅：这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她是一个富豪贵族的孤女。她是个有学问，有修养的新时代的女性，她的谈吐文雅，又机智勇敢，她为了援助丈夫的朋友，女扮男装，作为出庭的法律顾问，判决夏洛克的案件，有胆有识，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置恶人于死地，大快人心。可以说，鲍西娅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形象，是活泼、开朗、大方、幽默并且充满智慧的人，她在选偶的时候为了自己心爱的人，不惜做手脚，而当她面对咄咄逼人的夏洛克的时候，从容不迫，一步步让对手落入自己的圈套中。在许多人面对一件奇案手足无措一筹莫展之时，这位年轻少女快却轻轻松松地解决了事件，在她的身上闪耀着女性觉醒时代的曙光。当英国正处于统治的鼎盛时期，王权稳固统一，经济繁荣，莎士比亚历史剧剧本的基本主题是拥护中央王权，谴责封建暴君和歌颂开明君主。比如，《亨利四世》展现的是国内局势动荡的画面，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叛国王，但叛乱最终被平息；王太子早先生活放荡，后来认识错误，在平定内乱中立下战功。剧作中，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达到高度统一。约翰·福斯塔夫作为莎剧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不仅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形象，同时浸染着作者的心，是莎士比亚精神苦役的具体表现。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塑造的形象。既吹牛撒谎又幽默乐观，既无道德荣誉观念又无坏心，是一个成功的喜剧形象。在封建制度没落时期由贵族社会跌落平民社会，他上与太子关系亲密，下与强盗、小偷、流氓、妓女为伍。他是一个破落的封建贵族——爵士，在他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寄生生活的特点：好酒贪杯，纵情声色。他是军人，却缺少一个封建骑士的荣誉观念和勇敢。同时，他生活在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市民社会过渡的时期，他没有新兴市民阶级的进取心，却染上了他们的愉快乐观和自我享受，他利用拍马、吹牛、逗笑、取乐来谋取生活。通过他的活动，莎士比亚展示了上至宫廷，下至酒店、妓院等广阔的社会背景，再现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为塑造人物和展开戏剧冲突提供了广阔、生动、丰富的社会背景。福斯塔夫这一角色出现在《亨利四世》中时，他暴露出的丑恶形象是一个拦路抢劫的山林大盗，是不务正业的浪荡太子的亲密伙伴，这时的他，是一个目无法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而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已经是一个奇丑的白头翁，但老不正经的性格仍使他淫气未减，因而人们在此剧中，又见其以一副老色鬼的面貌登台亮相。于是“道德败坏者”“寄生虫”长时间成为扣在他头上的帽冠。然而莎士比亚戏谑又饱含深情刻画出这样一个福斯塔夫：坚定忠实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者，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强烈的个人实现方式和价值理念。“为自己活着不是大逆不道”是他的信条。他重视现世，对满足世俗世界里的情欲具有无以比拟的热情，并从不怀疑当下的幸福作为自由之路的神圣性。他礼赞生命，热爱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任何人干涉不了。然而，值得探究的是，这样一个吹、嫖、抢、骗，无恶不作的人物，本当令人憎厌，但相反，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把他投入道德的监狱，甚至还有些喜爱他，他身上真正的精髓是福斯塔夫式的昂扬精神。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提倡重人生，反对崇神性，信科学、讲实际。福斯塔夫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一员，必然也受文艺复兴的新风影响。这些和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乐观进取精神有所类似；他无拘元束、敢做敢为的行径，有着个性解放和冒险主义的因素；他放纵肉欲的人生观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两相对立；他毫无信仰的精神状态又和神权主义大相径庭。在福斯塔夫的鲜明个性中，或多或少地散发着时代的人文主义新气息。17世纪初，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由于政权交替，英国社会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王权与资产阶级间的联盟开始解体，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恶日益暴露。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走向成熟，人文主义理想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碰撞。他痛感理想难以实现，创作由早期的赞美人文主义理想转变为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在对人生的深入思考中，莎士比亚着力塑造了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奥瑟罗》中出身贵族的苔丝狄蒙娜不顾父亲和社会的反对，与摩尔人奥瑟罗私下结婚，表现了反对种族偏见的主题。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而导致他们悲剧的原因不仅是奥瑟罗的嫉妒，而且是以伊阿古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强大。奥瑟罗临死前的清醒，包含着人类理性的胜利。《李尔王》中展现的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丧失理智，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李尔王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主人公从具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变成了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老人，人物命运和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麦克白》中，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成为个人野心家和暴君，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其悲剧意义在于，个人野心和利己主义可以毁灭一个原本并非邪恶的人物。《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回天。但同时莎士比亚张扬了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人物是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彩表达，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莎士比亚进入创作的最后时期时，此时的莎士比亚已看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便从写悲剧转而为写传奇剧，从揭露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转向写梦幻世界。因此，这一时期又称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时期。这时期，他的作品往往通过神话式的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作品贯串着宽恕、和解的精神，没有前期的欢乐，也没有中期的阴郁，而是充满美丽的生活幻想，浪漫情调浓郁。四部悲喜剧或传奇剧《泰尔亲王里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这些作品多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尽管仍然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矛盾的解决主要靠魔法、幻想、机缘巧合和偶然事件，并以宣扬宽恕、容忍、妥协、和解告终。人文主义大师莎士比亚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将对封建神权和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对人性所受到的扭曲和压抑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命运根源的追寻，对人的心灵深处复杂情感的描述，对人类理想世界的憧憬，使得他的作品久演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