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文学研究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作者：孙彬学号：071140397专业：汉语言文学（非师本科）题目：港台文学研究指导者：评阅者：论文摘要港台文学六十年间，在这个不长不短的时间内，我们听到了来自五个方面的不同声音乡土的怀乡之音，拥抱现代的激越之声，还有那在想象的文字中建立的武侠世界的打斗之声、言情世界的缠绵之音。关键词：怀乡文化现代主义文学乡土文化武侠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正文:台港文学六十年，这其实仍是以政治的方式来划分文学。而人们总是喜欢在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日子中找寻着某个原点，仿佛一切是从那里开始的。如果真有那么个原点存在，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声音，亚细亚孤儿的呼喊。那是受压迫民族的情绪，地域的情绪，或许也是一种世纪性的病，一种感时忧国的情怀。而后呢，我们才听到更加多元的声音：乡土的怀乡之音，拥抱现代的激越之声，还有那在想象的文字中建立的武侠世界的打斗之声、言情世界的缠绵之音。于是，在我们面前渐渐清晰也常常为人所道的就有如下清晰的五副面孔。怀乡文化——亚细亚孤儿的情殇4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许多大陆人背井离乡，流落到台湾。这些人，虽身在台湾，却心怀故土，因此50年代初，当台湾文学强力推行“反共文学”的同时，怀乡文学也风行起来，这是不屈者的表达。即台湾地区的回忆文学。促使这种台湾本土（怀乡）情怀进一步深化的，是台湾近代屡受侵略的苦难现实。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台湾在政治上经历了三次转变。台湾与大陆处于隔离状态。在短短的数十年里，台湾社会又历经了三次政治裂变和两次经济转型，这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与震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然，二十世纪复杂的历史图景，虽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湾的传统意识，但同时又赋予台湾多元文化的时代空间，使得台湾本土知识分子有多元反思的契机。作为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乡土意识也就呈现颇为斑驳庞杂的历史形态，尤其是三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乡土意识有一个极为殊异的演变过程。怀乡文学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纯粹的思乡文学。这类作品往往是通过对大陆风土人情和昔日生活的描写，抒发作者的怀乡思亲念旧之情，其中代表作有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二是回忆过去与批判现实相结合的作品，代表作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原名『胡太明』）。三是怀旧文学。怀念过去的“灯红酒绿，纸罪金迷”的“良辰美景”，幻想“反共大陆”的成功与旧生活的重演等。在亚细亚的孤儿中生动的描写了知识分子胡太明忧疑苦闷的生活历程。本文以胡太明为典型,从殖民社会中矛盾苦闷的知识者和身份认同的悲剧性悬置两个方面探析在特殊的台湾经验背景下,在现代与传统的纠结中,在对自我身份的思考与探求中,自我在冲突中如何被击败而最终走向悲剧性的幻灭;并试分析胡太明作为日据时期典型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生动的反映了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作者吴浊流他把笔当剑，总想著要仗义人间，不让宵小奸邪存有一丝侥幸，於是挥舞著如椽巨笔，直掀社会的黑暗面，如亲睹二二八事件，写下了《黎明前的台湾》和《无花果》，因为亲身经历战後台湾时代的大动汤，眼见政客的恶行恶状，无惧於白色恐布的写下《台湾连翘》，此种作家性格被视为“社会病理学家”，而他的作品不但成为当代的见证，也成为历史研究的珍贵素材。而作为纯粹的思想文学的代表人物林海英和她的代表作《城南旧事》是作家于1960年出版的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它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乐的一家。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京华古都的城垛颓垣、残阳驼铃、闹市僻巷……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为之着迷。会馆门前的疯女子、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沉疴染身而终眠地下的慈父……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谈笑过、一同生活过，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为何人世这般凄苦？不谙事理的英子深深思索却又不得其解。50多年过去，如今远离北京的游子，对这一切依然情意缱绻。那一缕淡淡的哀愁，那一抹沉沉的相思，深深地印在她童稚的记忆里，永不消退。读《城南旧事》，心头会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1）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现代主义文学——创世记者们的汪洋恣肆20世纪60年代，在全盘西化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主义文学成长壮大，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这时期诗人，小说家辈出，而且产生了不少经典作品。很多学者专家都认为，在这个年代，华文文学的中心在台湾。首先是诗歌方面，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社”、以覃子豪为代表的“蓝星诗社”和以痖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成为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主力军。小说方面，1960年“现代文学社”的成立和《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现代派小说的崛起。主要作家作品有：白先勇的《台北人》、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于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是对“反共文学”的一种彻底否定。在创作上，它精雕细刻，十分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对台湾文学的整体提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现代主义文学又有其弊端，尤其是诗歌，提倡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极端形式主义和晦涩难懂的文字，也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批判。（一）现代派诗社的兴起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端以现代派诗的兴起为标志，五十年代初期现代派诗社和诗刊的创办和逐渐兴旺，为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拓开了道路。1953年2月1日，诗人纪弦首先创办了《现代诗》季刊，并很快集聚了一批现代诗作者，这是台湾现代派文学发端的重要标志。1956年1月，由纪弦发起，方思、郑愁予、商禽、林亨泰等诗人参与筹备，在台北召开第一届现代诗人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现代派”。参加者达一百零三人，吸引了台湾大部分现代派诗人，“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形成一个庞大的现代派阵容，其骨干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罗门、羊令野、辛郁、李莎、季江、叶泥、林冷、蓉子和曹阳等人。“现代派”的理论，特别是它过于强调“横的移植”和“知性”，这种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一度招致各方面的批评和抗议。后来纪弦做过自省和修正，忏悔自己把新诗引向歧途，1959年他宣布退出“现代派”。《现代诗》也于1964年2月1日宣布停刊。尽管如此，纪弦的现代派诗的旗手作用仍为台湾文学界所公认，该刊十多年间出版四十五期，能容纳各种风格、形式的诗作，培养了近百名诗人，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新诗的创新和发展。“蓝星”诗社是对推动现代诗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个诗社。《蓝星》于1953年6月创刊，次年3月，由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夏菁、余光中等发起成立“蓝星”诗社。1954年6月，“蓝星”社将《新诗周刊》移于《公论报》，改名《蓝星周刊》，此后又出《蓝星诗选》（季刊），最早由覃子豪主编；同时又有夏菁、余光中、罗门轮流主编的《蓝星诗页》（月刊）。由于这些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诗观有差异，刊物也就显得异彩纷呈，“蓝星”诗社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诗人，经常为之撰稿的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吴望尧、梁云坡、郑愁予、黄用、周梦蝶、向明、张健、林冷、阮囊、季江、蓉子、叶泥、旷中玉、王宪阳等。到1963年覃子豪去世，许多成员或旅美，或封笔，罗门编完最后一本《蓝星一九六四》诗选后，该组织宣告解散。“蓝星”诗社成员还出版过“蓝星诗丛”、“蓝星丛书”，先后印行三四十种诗集，对台湾诗坛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创世纪”诗人提出“新民族诗型”的创作路线，旨在矫正“横的移植”，其主张是要求现代诗排除纯理性和纯情绪呈现，而应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的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具有中国风、东方味，也赞同吸收西方现代诗的表现技巧。由于其艺术主张在实践中并未认真执行，以至五十年代该诗社并无自己开创性的诗风，影响甚微。到五十年代末，“现代派”和“蓝星”已过全盛时期，“创世纪”则乘虚跃进，革新扩版，扩充阵容，表现出极为激进前卫的姿态，彻底抛弃早期“新诗民族型”的主张，改弦易辙，树起“超现实主义”的反理性大旗。1958年4月第十一期《创世纪》出版，标志着他们创作路线之根本转变，此后，声威大振，很快成为六十年代台湾诗坛一个举足轻重的现代诗社。《创世纪》诗刊出版到二十九期，1969年后因经济困难而停办，1972年9月复刊后，又呈现出回归传统，靠拢现实的趋势，此时文坛上现代派风潮已经日薄西山，走向沉寂。这一时期除上述三大诗社外，还有其他一些诗社，其中有影响的有1958年由羊令野、罗门创办的《南北笛》；1962年7月由陈敏华、古丁、文晓村等创办的《葡萄园》；1964年6月由吴瀛涛、桓夫、詹冰、林亨泰、白、锦连、赵天仪、薛柏谷、黄荷生、王宪阳、杜国清、古贝等十二位台湾省籍诗人发起成立的“笠”诗社。《南北笛》以联络各家各派诗人为目标。《葡萄园》主张新诗的“明朗化”与“普及化”，提出诗人应“认识传统”并“建设中国风格”，基本上它的精神是对现实乡土的关怀，它对七十年代台湾新诗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笠”诗社创办时正值“蓝星”与“现代派”停刊，“创世纪”日渐式微之际，因此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出现是台湾本土诗人首次大规模的结合，标志台湾新诗本土意识的觉醒，诗社的《笠》诗刊（双月刊）亦成为当时台湾最有影响的诗刊之一，“笠”初期持中庸的立场，打出现实的精神，现代的技巧旗号。七十年代便公开宣称是“以台湾的历史的，地理的与现实的背景出发；同时也表现了台湾重返祖国三十多年来历经沧桑的人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注重反映现实人生，题材生活化，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也较朴实，口语化。“笠”诗社的文学活动，为台湾新诗开辟出一条回归乡土的新路径，揭开了当代台湾乡土运动的序幕。（二）现代诗的两次论争1956年到1966年间，“现代派”，“蓝星”和“创世纪”三大同属现代派的文学团体因对现代派的一些文学主张和理论观点各异，其在创作路线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期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激烈论争，影响甚广。一次是在1957年。1956年的纪弦主持“现代派”提出现代诗的“六大信条”时，他推行“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的主张，引起了很多诗人的焦虑。针对纪弦的主张，他们纷纷口诛笔伐加以声讨，尤以覃子豪表现最为活跃。他在1957年出版的《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中发表《新诗向何处去？》一文，对纪弦的主张提出质疑，他在文中指出“外来的影响只能作为部分之营养，经吸收和消化之后便为自己的新血液。新诗目前极需外来的影响，但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而是蜕变，一种崭新的蜕变”。此文表达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扬弃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新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惟其是世界性的，更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覃子豪的文章发表后，纪弦著文激烈地反驳，纪弦的文章又引起覃子豪的反击。“蓝星”的其他成员如罗门、余光中也发表文章加以攻击，这场论争持续至1958年底才结束，由于双方态度激烈多于冷静，虽唇枪舌箭，但对一些重大问题仍未做出深入探讨。另一次大论争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这次论争逐渐引起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和专栏作家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问题仍是如何对待传统。1959年7月，成功大学教授、女作家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