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中国医疗卫生现状及其原因【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存在“重医疗，轻预防；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型医院，轻社区卫生”的倾向。我国看病难的症结，不是大医院不够，而是农村和社区卫生太弱。近年来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这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中国医疗卫生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做如下综述。【关键词】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医疗保险；改革2009年，各级卫生部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精神，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有序推进这一重大民生改革，全面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防治，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努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在农村有病乱求医，乱用药现象普遍[1]。很多农村病人知识层次低，思想封闭保守，传统观念比较落后，不能用科学的观点看病、治病。有些病人生病以后往往凭经验自行诊断、自行用药，由于用药条件的限制，用药方式多以口服为主，且把抗生素视为能治百病的“万能药”。对抗生素的非理性应用造成了细菌的耐药性，乱用抗生素不但给病人造成了经济损失还延误了治疗，以至后期出现全身症状，严重时会导致继发感染甚至引起并发症[2]。国家明文规定未列入《非处方药品目录》的各种抗菌药物在全国范围内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医师处方才能销售，可在农村或乡镇的某些药店却可以随便买到。截至2006年9月底，全国已经有1433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50.1%，有4.06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5.8%，全国有1.4亿农民从新农合中受益[3]。但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水平较低，农民自费就医的比例仍然很高。农村地区缺医少药，有的地方老百姓甚至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生病了就只能拖着，拖到身体无法承受才去医院，而此时病情已经恶化，加重了病人的就医成本，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占贫困人员的很大比重。生病的结果往往是积蓄花光、粮食卖光、树木毁光。农村卫生所及乡镇卫生院条件差，医生业务素质低，一次性医疗用品未能普及，消毒设施简陋，造成交叉感染的隐患很大[4]。农村医疗卫生监督方面基本处于不监督或不作为状态，隐患很大，我国某地发生的“猪链球菌”感染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我国城市医疗卫生现状80%的卫生资源投入在城市，其中约80%投入到了大医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分级医疗被打破，医药费用过快增长，政府、社会及群众难以承受。城市卫生机构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结构不合理，浪费与短缺并存，运行成本高[5]。医疗保健费用上涨迅速，政府和社会对卫生的投入比例逐渐减少，而个人的投入比例逐渐加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卫生服务需求增加，医疗服务模式落后，医疗服务从看病难、住院难到看病贵、看病不方便，而且费时间、费钱、交通不便、缺少人情味，得不到综合、连续的服务[6]。并非所有疾病和健康问题都需要在医院才能解决，卫生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居民80%的医疗保健需求应该在社区得到解决，只有20%的需求要在社区以上的卫生机构解决[7]。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的试点工作，全国已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0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近18000个，一个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辅，医疗诊所、医务室为补充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框架正在形成[5]。吴秀云等[8]对北京市宣武区、东城区3所社区医院服务内容及服务对象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学龄前儿童和老年人，主要内容是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诊疗及儿童计划免疫、健康查体，医疗服务以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为主，保健服务以健康查体和儿童系统保健为主。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有以下几种组织模式[9]：四级网络模式，三级网络模式，家庭病床模式，资源互补模式，其他网络模式。但是配套政策问题没有解决好社区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保险的接轨的问题，双向转诊问题双向转诊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级医疗机构对此认识不够，积极性不高。社区卫生服务医务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低下。三、造成我国医疗卫生现状的原因1、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总费用的2%左右，同时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社区和农村承担基本医疗的功能不强，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卫生发展严重滞后，老百姓得了病在基层得不到有效治疗，只好奔向城市大医院，偏远农村地区看病难现象凸显。2、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比例过高。从全球范围看，医疗消费具有无限趋高性。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新技术、新设备、新药品的不断出现，医疗费用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我国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比例过高。据卫生部统计，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200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5%，而居民个人负担的比重由1980年的21%增加到54%。换句话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主要由居民个人负担[5]。3、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疗机构以药补医，公益性淡化。国外对卫生事业的投资比例非常高，美国占GDP的14%，加拿大10%。而我国仅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6]。国家每年给医院的补贴常不到位，即使到位，也时常被各级政府以各种理由截留。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医疗机构公益性质淡化，片面追求经济利益。2004年，政府财政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其余部分都靠医院自己创收。群众看病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负担医院工资、奖金、买设备、盖病房。政府为了弥补补偿不足，允许医院对购进药品加成15%，这就意味着，药品进价越高，医院收入越多。目前公立医院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即药品收入、医疗技术服务收入和财政补助。政府补贴不断减少，而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务价值的收费长期偏低。诊查费是医生技术价值的集中体现，由于技术劳务价值得不到体现，又没有合理的制度机制控制，“以药养医”于是泛滥。如果继续采用药费降价的路子，可能使不合理现象更加严重，最终影响医改进程。4、药品审批、生产、流通、购销领域混乱，政府监管不力。2004年，国家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报批。200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新药1113个、改变剂型的品种1198个、仿制药品8075个。我们的药品审批程序不严格，药品审批中隐含着极大的灰色利益链，近期国家药监局高官腐败案频频曝光，即是最好的诠释。由于我国药品低水平重复严重，“一药多名”和“虚高定价”现象突出。此外政府定价药只占20%，80%是企业自主定价。我国药品的生产和流通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严重背离。药价虚高是失败的医改多年来孕育的一个怪胎，现在仍在推广的药品集中招标亦未见明显效果。2001年以来，为降低虚高的药价，国家发改委连续20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政策，但许多药品生产企业为规避降价政策，把普通药品改个名称、剂型、规格，就变成所谓“新药”，出现降价药药店停售、药厂停供的尴尬。降价药品遭抵制，惠民政策被消解，药品降价政策被频频“截留”，原因在于药品降价政策实际上失去了执行主体。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用了医药难于分开的现实，利用医生之手，从大处方中获利。而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疗机构为追求经济利益，也难于抵御大处方的诱惑。5、医疗保险覆盖面小，保障体制不健全。我国医疗保险发展缓慢。目前，医疗保险覆盖的城镇职工数为1.4亿人，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农民工以及少年儿童等群体基本没有参加，看病主要靠自己掏腰包[7]。有医疗保障的职工，自费部分也比较高。在农村地区，新农合试点目前受益4亿多农民，但筹资力度小，而且保障水平不高，农民看病报销比例很低。医保机构的角色本应是担当“病人的经纪人”，代表参保者制约医院的过度服务行为，但目前对不合理诊疗行为缺乏有效约束。6、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与人民健康需求不适应。巴德年院士在人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当前卫生部的职权范围和权威性已彻底地今不如昔。管人口的不管健康，管医的不管药，管西医的不管中医，管城市医保的不管农村，政出多门效率低下，还容易推诿扯皮，失误腐败！从中国国情出发，这些工作仅靠一个部门是管不了，也是管不好的。需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形成合力，齐抓共管。7、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困难，与此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等不健全，多渠道办医院的格局没有形成。应该通过政府、社会、个人多渠道筹资的办法，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但是经过10多年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多渠道办医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综上所述，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优质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和大医院集中，而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发展严重滞后。卫生资源总体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是“看病难”的根源。而国家卫生总费用中个人负担比例过高；医疗机构以药补医，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公益性质淡化；药品虚高定价，审批、生产、流通、购销混乱；医疗保险覆盖面小，已参保病人自费比例过高，是造成“看病贵”的关键。而产生上述因素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宏观调控不力、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走向。市场化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再穷不能穷医疗，再苦不能苦病人”。应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心协力，逐步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保证13亿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参考文献[1]王海军，陈刚，李硕。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现状分析及建议[A]。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5）：108-109.[2]周永增，吕瑶．改善乡村医生待遇提高农村卫生服务水平[J]。北京观察，2007，(12)：42—45．[3]李亚宁，陈长香。农村医疗卫生现状[B]。卫生职业教育，2006,24（20）：84-85.[4]李文敏。浅谈农村医疗卫生现状及对策[B]。社区医学杂志，2007,5（16）：11-12.[5]刘海涛，乌正赉。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研究现状[A]。中国全科医学，2006,9（1）：75-77.[6]梁万年。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A]。中国全科医学，2002,5（1）：1-3.[7]刘朝杰。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分析[A]。中国全科医学，2007,10（19）：1579-1583.[8]吴秀云，李曼春，马凤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内容及服务对象构成分析[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2，14(12)：5-6．[9]金生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进展问题与发展思路[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7,23:298-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