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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相互认识差异及芥蒂形成的若干历史性原因——从相互认识变迁史角度的一个观察姬路独协大学石晓军一、前言长期以来，无论在官方，民间以及学人，舆论等几个不同的层面上，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理解及相互印象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隔阂和芥蒂。这一点已日益引起了两国有识之士的焦虑与关注，从学术的角度探讨相互认识的表象以及出现芥蒂的原因和背景，并试图寻求改善这种状况之方策以及解决问题之途径，已成为学人们的共识。2000年8月12日至8月13日由中日双方有关单位联合主办，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的网上同步直播的“中日文化交流暨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即是这方面的一次积极尝试，令人高兴。受会议主持者委托，笔者也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但由于发言时间限制，有些地方不得不割爱，意犹未尽之处亦有不少。本稿是在大会发言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注释，加以整理而成。以求教于更多的关心这一问题的同人。众所周知，两个民族或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认识出现隔阂及芥蒂，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大而言之，既有现实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又有历史的，文化方面的原因。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在这篇小文中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尝试围绕导致中日相互认识差异及芥蒂形成的若干历史性原因作一粗浅的分析。谈到历史性原因，人们首先很容易想起的就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自不待言，日本侵华战争以及两国朝野对于战争的记忆和认识，显然是导致当前中日相互认识出现芥蒂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鉴于这一方面已有很多讨论，笔者在此不再贅言。本稿主要从两国相互认识史的角度，就此问题略述管见。限于篇幅，我准备围绕其中两个方面谈一点看法。其一，对于历史上两国相互认识变迁史及其特点的简略回顾；其二，关于历史上两国对外认识的基点及其构造问题。大题小作，本稿实际只是一个讨论提纲，其中有许多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二、先行研究及本文的视点关于历史上中日相互认识的变迁问题，历来已有不少论著有所论及。就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影响的专论而言，在笔者看来，有关中国人的日本观问题，在前近代方面可以举出石原道博先生1、汪向荣先生2等人的研究，在近现代方面可以举出山口一郎先生3、小岛晋治先生、伊东昭雄先生4、冈田英弘先生5、王晓秋先生6、钟叔河先生7、AllenS.Whiting先生81参见石原道博以《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の展開》为总题，围绕前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系列研究。具体篇名在此从略，其分载于《史学杂志》59-12（1950年12月）、《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第1期（1951年3月）、第2期（1952年2月）、第3期（1953年3月）、第4期（1954年3月）、第11期（1960年12月）、第16、17期（1966年12月）、《历史教育》8-1（1960年1月）、《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文学科论集》第1期（1968年1月）等刊物；近期的有关研究多收入石原道博《米寿記念石原道博選集》（国書刊行会1998年）。2参见汪向荣著《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年）。3参见山口一郎著《近代中国対日観の研究》（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0年）。4参见小岛晋治、伊东昭雄等著《中国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自由国民社1974年）。5参见冈田英弘著《現代中国と日本》第一部「中国人の日本観」(新書館1998年)。2等人的研究，全面探讨历史上中国人的日本观问题可以举出武安隆先生、熊达云先生9、王勇先生10的研究，有关日本人的中国观问题则主要来自日本学者的研究，例如中国史及中国问题研究者安藤彦太郎先生11、竹内实先生12、小岛晋治先生13、片倉穰先生14等人都对此进行过研究，日本史研究者岸俊男先生、田中健夫先生、佐藤三郎先生、森公章先生等人的研究中也涉及过这一方面15。但是上述诸氏的研究大都是围绕某一个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时代，从单一角度来考察中国人的日本观或日本人的中国观，而以比较的视点来全面考察双方相互认识问题的论著却很少见16。鉴于这一情况，笔者曾在数年前就此问题发表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并于1992年为此出版过一本小书17，在前著中，我曾以两国的历史文献记载为主，配合以其他材料，整理和讨论了历史上中日两国相互认识和相互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特点及其轨迹，试图从比较文化的视点来整理和对比两国相互认识程度的差异以及形成差异的背景等问题。时隔多年再回首来看，前著由于涉面过大，其中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有些见解则需要修正，令人汗颜之处不少。但窃以为，在我们今天思考两国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问题、分析相互差异及芥蒂形成的原因时，前著的问题意识以及所论述的基本内容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为此，在本稿中我谨在前著的基础上，并吸收近期的一些思考和诸研究成果，试就历史上两国相互认变迁的大势及若干特点加以粗略考察，在此基础上再围绕历史上两国对外认识的基点及其构造问题略述浅见。有关各个时代相互观念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演变，在本稿中不拟展开讨论，其详细可参见笔者的前著以及上述各氏的相关论著。6参见王晓秋著《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有关章节以及氏著《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第一编“近代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所收诸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王氏在重点讨论中国人日本观的同时，也考察了日本人的中国观问题。7参见钟叔河著《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有关章节以及同氏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中有关日本游记的解说部分（岳麓书社1985年）。8参见AllenS.Whiting著CHINAEYESJAPAN,Firstpublished1989，b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此书主要讨论的是当代中国人的日本观。虽然很少涉及历史问题，但因其是来自第三国学者的观察，可供参考之处甚多。管见所及，该书似尚无中译本问世。日译本《中国人の日本観》（冈部达味译）1993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其后，原作者增补了九十年代以来的部分，于2000年3月由岩波书店重新出版（岩波现代文库-学术13）。9参见武安隆、熊达云著《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六兴出版1989年）。10参见王勇著《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0年9月）。11参见安藤彦太郎著《日本人の中国観》（劲草书房1970年）。12参见竹内实著《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春秋社1966年初版，1992年岩波书店再版。）。13小岛晋治氏除了致力于中国人日本观的研究外，还从事日本人中国观的研究，今年主编了两套（近20卷）有关近代日本人中国关的大型史料集。参见小岛晋治主编《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ゆまに書房1997年)､《大正中国見聞録集成》(ゆまに書房2000年)｡14参见片仓穰著《日本人のアジア観―前近代を中心にー》（明石书店1998年）有关章节。15参见岸俊男〈古代日本人の中国観〉（氏著《日本古代文物の研究》侭辺塙書房1988年)､弥嶄宗健广《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国際認識》(吉川弘文館1997年)､恃儲眉隻广《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年)､畢巷嫗广《古代日本の対外認識と通交》(吉川弘文館1998年)有关章节。其他还有若干论著亦有涉及，兹不一一列举。16管见所及，正面论及这一问题的似只有胡锡年先生〈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相互了解程度的比较〉（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所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文。17参见拙著〈中日两国相互认识史的比较文化学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拙著《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3此外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考察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分为若干个层面来考察。大而言之，既有出自官方的认识，又有民间的认识。若细分起来，其分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多的层次。每个层面的认识相互关联，既有一致性，又因角度不同而各有差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是另一方面，考察某种认识，特别是历史上的某种认识时，所能凭借的主要是凝固化了的东西——例如文字记录等成文资料。然而在历史上，尤其在中日两国前近代的历史上，文字著述基本上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专利，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也大都是代表了官方的意向，民间的声音很少得到反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下面所勾画的实际上主要是官方（或者说半官方）认识的某些特征及构造。但是，考虑到历史上官方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总体看法，因而我以为仍然可以籍此来略窥其一般倾向。三、中日两国相互认识变迁史概观为行文方便起见，本节对于中日两国相互认识变迁史采取分别论述的方法，即先概述历史上中国对日认识问题，再就历史上日本对华认识问题加以简略考察。限于篇幅，论述力求简明，只试图轮廓性的揭示从古代至近代两国相互认识变迁史的基本脉絡及其若干特点，并不具体讨论有关相互观念和相互印象问题。因而文内不一一引述相关史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提示一些主要论据的出处。这一点敬请读者予以谅解。1.历史上中国对日认识的变迁及其若干表象根据现存文献史料来看，历史上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了解因时代变化而各不相同，每个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变化和特点，很难一概而论，其详远非这篇短文所能涵盖。但是若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观察，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具有倾向性的特点。大而言之，我们可以大致以19世纪中晚期为界，将中国对日认识分为两个大的时期，每个时期各有一些明显的特点。19世纪末中晚期以前，即前近代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和了解集中体现在官方认识方面。此既与古代中国的国际地位、世界认识有关，更与国内政治体制、修史传统等有直接的关联。简言之，由于古代中国在长时期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使古代中国人相信这个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外加“四夷”而构成的。基于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理想，中国的史籍修篹（尤其是被称作正史的官修史书）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统，即在记述中原王朝史事的同时，对于周边诸国诸民族的情况也加以记载，作为史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代正史莫不如此。这种状况遂带来了前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两种表象或者说两个基本特点。其一、能较早地对日本作出观察并诉诸于文字。被推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18、以及西汉司马迁撰《史记》19中的有关零星记载代表了第一阶段的状况。尽管是出于猎奇，而且十分朦胧模糊，却已显示出早期中国人对东中国海彼岸住民的关心。其后东汉班固撰《汉书》20、刘宋范晔撰《后汉书》21，尤其是西晋18《山海经》卷12〈海内北经〉中有“盖国在鉅燕南，倭北，倭属燕。”的记载。《山海经》的记述虽多有荒诞之处，但从古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史的角度来看，我以为这段记载还是值得注意的。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可参看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参见《史记》的〈秦始皇本记〉、〈淮南衡山列传〉中有关徐市（福）东渡的记载。20参见《汉书》卷28〈地理志〉的“燕地”条。21参见《后汉书》卷115〈东夷传〉的“倭”条。（通常亦简称“后汉书·倭传”）4陈寿编撰的《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中的倭人条（即通常所说的《魏志·倭人传》）22则进一步把这种模糊认识明确化。《魏志·倭人传》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记载日本列岛状况的文献，以近两千字的篇幅和第一人称的口吻，颇为详尽地记述了当时日本列岛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生活习俗等情况，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方及知识界的对日水平。尽管其基本出发点仍是以尊临卑、猎奇外域，因而记述中不乏偏见和误解，其中有不少以当时中国的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来衡量对方而造成的曲解，但根据今天结合考古资料的研究来看，可以说《魏志·倭人传》还是大致反映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前期的一些基本状况。作为一部描述日本列岛状况的外国文献资料，《魏志·倭人传》之所以时至今日仍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魏志·倭人传》的出现，不仅表明古代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公元三世纪前后）对日本的了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其还为中国正史中为日本单独列传的滥觞23。自此之后，历代正史几乎都保留了这一专栏，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是官方认识），通过这个窗口得以系统的展现。其二、由于漠视而带来的对日本认识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与上述第一个表象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