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和美国

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和美国赵华胜[内容提要]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对俄罗斯有着特殊重要性的国家，它们的特殊性既在于中国和美国自身的特性，也在于它们在俄罗斯外交中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广泛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相互关系，它们对于俄罗斯的不同利益和它们在俄罗斯外交次序中的地位。[关键词]中俄关系；俄美关系；基本利益；外交次序[作者介绍]赵华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不仅具有重要性，而且具有特殊性。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获得既是由于这两个国家自身的重要，也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相互作用对俄罗斯可能产生的特别意义。从比较的角度就其加以分析，对于理解中美俄三边关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俄中和俄美关系的对应性演变综观冷战后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演变，可粗略地将其分为1991-1995年、1996-1999年和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1991—1995年，是俄罗斯与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是俄美关系的浪漫时期和中俄关系的相对平淡时期。在这个阶段，“东方还是西方”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不是对某一国家和某一具体政策的选择，而主要是一种政治和价值体系的选择。在当时俄罗斯国内政治潮流的推动下，俄罗斯作出了倒向西方的抉择，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因此被称为“大西洋主义”，即以西方为俄罗斯外交的基本导向。1993年，俄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美关系达到了冷战之后的高峰。在俄罗斯外交的大西洋主义时期，中国在其外交中的定位彷徨不定。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因素说，这是其外交政策性质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从中俄关系的实际状况说，当时中俄关系尚处于刚刚起始时期，在沉重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前景不明，俄罗斯对中国在其外交中的意义不能确定，因此，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定位既不可能明确，更不可能处于优先地位。不过，由于俄罗斯倒向西方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想结果，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外交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减少，逐步放弃了倒向西方的战略，开始兼顾对外政策中的东西方平衡，并在战略思想上重新定位，从多极化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和积极的支持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定位逐步清晰，在俄罗斯外交次序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与此同时，俄美关系出现寒意，俄罗斯与美国的矛盾开始浮现，两国关系开始降温。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开始向着第二个阶段过渡。1996—1999年，是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以俄中关系大幅度上升、俄美关系急剧下降为特征。中俄关系的发展以在1996年4月宣布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高潮，这一定位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和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俄美矛盾则进一步尖锐化。1999年3月，美国对科索沃实施了军事打击。这一事件成为俄美关系的转折点，俄美关系跌入自冷战结束后的最低谷。与此同时，俄美关系之间另一个严重矛盾也凸现出来，这就是美国试图打破苏美1972年签定的反导条约的限制，准备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俄美在反导条约上的对立成为两国之间又一个尖锐问题。俄罗斯政治学家尼科诺夫对这一时期俄美系的评价准确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无奈状态：“双方相互的不满在增加，而且找不到解决的办法。”[1]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至今，这个阶段以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定位重新调整、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相对平衡为主要特征。普京执政之后，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理念、目标、次序进行了重新梳理和修正，形成了俄罗斯新的外交战略思想、目标及策略。在普京外交思想中，俄罗斯外交的基本目标是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以集中精力和资源进行国内建设。普京表示：“我们的优先任务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稳定和安全的形势，创造条件，使我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2]基于这一基本目标，普京追求与所有国家、特别是世界主要大国建立合作关系。由此，俄罗斯采取多元化、多方位外交政策。它的含义是要求俄罗斯“必须采取在地理关系上保持平衡的多方位政策……与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关系在俄罗斯都应有相应的地位”[3]。外交总体目标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战略收缩性质，也决定了俄罗斯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如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所说，俄罗斯现实地看待世界局势及其对外政策资源，不再给自己提出包罗万象的宏大任务，同时强调采取灵活的对外政策。[4]俄罗斯外交目标的性质使经济利益在外交中的地位上升，经济利益不仅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内容，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驱动机。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成为俄罗斯的发展方向。普京执政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对俄中、俄美关系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原有状态保持了短暂的一段稳定时间后，这种局面开始出现变化，它的突出标志是俄美关系在“9·11事件”后的大幅度改善。在这个过程中，俄美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形成了俄罗斯与北约的“20国”机制，俄美宣布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俄美关系的这一变化，普京表示，俄美关系的改善是实质性的，认为俄美接近只是战术性的看法是大错特错了。[5]“9·11”之后俄罗斯与中国和美国关系变化的特点在于，尽管中俄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由于俄美关系大幅度拉近，使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对应关系的形态有所改观，俄中关系近于俄美关系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俄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了大致平衡。中美对俄的利益比较利益关系是决定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外交中地位的基本条件，这里利益关系的含义不仅是指所能得到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利害关系。中国和美国都是对俄罗斯有着巨大利益的国家，但中美对俄罗斯的利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异。中美对于俄罗斯的利益都是多方面的，就主要领域来分，中国对俄罗斯的基本利益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国际和地区合作。美国对俄罗斯的利益也包括多个领域，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把俄美共同利益综合为核裁军和军备控制、地区安全、经济利益、应对非传统威胁四个领域。⑥而从俄罗斯的角度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基本利益在于安全、经济利益、应对非传统威胁和宏观国际环境的改善。由此看，中美对俄罗斯的利益总体上分布在相近领域，有一定的可比性。首先，不论中国还是美国，安全利益对俄罗斯都是第一位的。这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俄罗斯利益关系的相同之处。但是，就具体内容而言，中美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含义十分不同。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地缘政治和国家现实条件状况，中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可分为三个层次，即边界和领土安全，移民问题，综合国力不平衡发展。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产生了边界地区安全问题。中俄因边界问题的争执和冲突时有发生，两国因边界问题发生武装冲突最近的一次是在1969年。这次边界武装冲突导致了两国长时期处于相互备战的状态。边界地区安全构成了中国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俄罗斯与中国以及三个中亚国家签署了《关于在边界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1997年，五国又签署了《关于边界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2001年7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第六条规定，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双方将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并努力使两国国界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对于两国之间尚存的边界问题将继续进行谈判，在未达成协议之前将维持边界现状。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是根据俄方的要求加入的，这反映了俄罗斯意识到了边界和领土问题对俄中关系的特别重要性，也反映了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深切担忧。虽然此前中俄已经达成了东段和西段边界协定，但俄罗斯方面仍不放心，舆论认为以协定而不是条约的形式来确定边界还不可靠。如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拉林教授所说，由于中国仍然存在的对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双方90年代签署的边界协议不具有足够的力量消除领土问题。相反，如果中方拒绝把这一原则(指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作者)写入条约，将极大加深俄罗斯社会存在的对强大邻居的不信任”[6]。移民问题主要是近十几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差异产生的。在俄中相邻的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人口地理条件反差巨大，一般估计，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约有500-700万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而相邻的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约有1.2亿人，人口密集，资源紧张。同时，近十年来俄罗斯经受了持续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破坏状态比其欧洲部分更甚，这一地区与俄罗斯欧洲内地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对外依赖严重，人口向俄罗斯欧洲地区回流，远东地区的地位空前虚弱。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移民问题。俄罗斯有一种对中国通过经济扩张和移民控制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担心，这也成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在俄罗斯舆论中“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含义是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合法和非法的移民对俄罗斯远东进行“悄悄的扩张”，另一种含义是担心一旦中国出现人口爆炸，大量难民可能无可控制地涌向远东和西伯利亚。实际上，在中俄关系中，所谓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悄悄的扩张”是被炒得最热的问题，也是俄罗斯从官方政界到学术界最为担心的问题。在以上中俄关系特殊和复杂的背景下，从中长期角度说，中俄综合国力不平衡发展在俄罗斯眼里则构成了更深层意义上的安全利益。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平均7%的速度连续增长，而俄罗斯在独立之后的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减少40-50%。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同期的俄罗斯不到3000亿美元，尽管俄罗斯人均GDP超过中国，但总量约为中国的1/4。根据多数预测，中俄的这种差距将继续拉大。在近代中俄关系交往史上，俄罗斯第一次面对着一个比它强大的中国。在军事安全上俄亦有担忧。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战略专家罗戈夫认为：“在10-15年内，中国在战略武器方面可能赶上甚至超过我们。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因素，事态的这种后果是极其严重的。”[7]美国对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则主要是由于战略核武器和军事力量对比产生的。冷战期间，核控制和核裁军就是关系到美苏生死存亡的重大安全问题。俄罗斯独立后，由于国家整体实力的变化，与美国之间出现了不对称的关系。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另一方面，在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与美国仍然维持在同等水平。这种状态使俄罗斯感到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与美国在战略核武器上的均势。2000年，俄罗斯军费开支仅为1193亿卢布，约合40亿美元。2001年，俄罗斯军费大幅增加到2147亿卢布，也只有70多亿美元。[8]而同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已达3000亿美元之多。俄罗斯专家普遍估计，由于财力和技术的原因，俄罗斯在今后只能保持1500左右枚战略核武器。因此，俄罗斯提出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至1500枚的目标。俄罗斯外交部安全与裁军司顾问费·加夫里科夫评论说，现在俄罗斯“战略进攻武器削减的规模首先是同俄罗斯的经济能力相联系，而不仅仅是适应新的国际现实”[9]。俄罗斯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的急剧拉大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俄美战略武器控制对俄罗斯的安全产生了新的含义，在军事安全意义依然存在的同时，政治安全的意义增加。由于俄罗斯在军事之外的其他领域均无法与美国相比，维持与美国的战略武器平衡，越来越多地被作为维持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地位的象征。在新的条件下，俄罗斯的目标是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与美国保持战略武器平衡。俄罗斯希望维持战略稳定，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2001年12月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仍希望俄美能够达成新的战略武器控制协定，以使俄罗斯与美国的战略平衡得到维持。2002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达成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其次，经济利益是中美对俄罗斯又一相同的利益领域，两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同样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贸易结构和中美两国的作用深度上。俄罗斯对中国的主要经济兴趣一是向中国出售其工业和航空产品，二是以其技术和设备参与中国的建设项目，三是开拓中国的能源市场。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主要是日用消费品。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在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