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

新六个为什么——第三章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雪骑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就将要被我们的人民怀疑，根本政治制度一旦被怀疑，势必要带来一系列的威胁到我们国家根基的灾难。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有必须要把这样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摆到面前来跟大家讨论。然而对这问题的讨论绝不是辩解，更加不会是狡辩或者诡辩以实现某些阴谋论者所声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是一个事实，我们只是在今天把它说出来，摆事实、讲道理罢了。一、三权分立的由来三权分立的由来并不复杂。虽然分权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可以找到，但真正的系统的三权分立的思想却是来自于18世纪的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是当时启蒙运动的产物。对于三权分立和启蒙运动，历史书上已经说得十分分明了，也有了详细的定义，然而也许是太官样文章化了，很多人看了总有抵触的情绪。其实简略地说，启蒙运动和三权分立思想的提出就是当时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者挑战时思想领域的成果，而后来在愈演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被革命者实践，因而最终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体。说白了，商人们需要牟利，而封建时代的独裁者往往不能够让商人们如愿以偿（譬如在法国，成为工商业者的贵族将被免除他们的免税权）。一来二去，这群在经济上逐渐实力壮大的人开始不满起来，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否认独裁者的呼声，如此的氛围之下，人们开始了一系列反抗王权的斗争，而在这一系列斗争出现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了对没有独裁者的理想国的向往与构建。于是思想领域上的启蒙运动开始了，三权分立的思想也在其中脱颖而出。以上就是对三权分立和启蒙运动的一点简单的介绍，虽然这样的说法难免有失全面，但也足够说明三权分立的由来了。而经过简单的分析，从三权分立的诞生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1、三权分立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的过程中的产物而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被付诸现实、形成了实在的三权分立的政体。2、三权分立的思想是用来反独裁的，而这反独裁仅仅是出于资产阶级壮大的需要。二、三权分立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如果说孟德斯鸠和他的三权分立是完全效力于资产阶级，因而我们要完全否认之，这样肯定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还要说，三权分立在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作为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三权分立开启了适用于新的社会体制的政体，从客观上否认了独裁，也树立了一种新式的民主体制。这无疑是三权分立的好的、积极的意义。它的曾经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它和它的作者能够载入史册、流芳千古。可是三权分立就已经完美以至于无论什么时候、哪个国家都应该照搬这种模式呢？刚刚在讨论三权分立的由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三权分立是在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另一个是这种体制的出现仅仅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那么为了解释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一些历史的常识了。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有其矛盾的双方，而贯穿始终的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当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没有办法适应逐渐兴起的大工厂式的强大生产力的时候，资产阶级就要站起来摧毁封建独裁者的统治。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和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无论是革命还是革命中诞生的政权，都是为了适应更庞大的生产力而发生的。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说，这一切都是积极的，因为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被打破了，从而生产力被进一步解放，同时，人权得到尊重，独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整个社会因此而焕然一新，各种新生的事物在封建王朝的废墟上生机勃发地生长起来。然而社会的运动不会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而停止。因为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开始不能适应更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垄断、剥削开始出现，于是当初的英雄开始堕落为今日的罪犯，于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呼唤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政权开始扮演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权的角色。因而，新的理论开始孕育，新的政体必将诞生。当然，以上说的应该都是套话，无非是讲了一些大道理而已。大道理只能说明一些宏观的现象，但是绝对不能把这样一个问题说通，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具体指出三权分立思想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三权分立即是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分属三个平等的机构，互相牵制、互相制约。这样乍一听是好的，因为各个部门之间有了互相否定的关系，不是一言堂了，所以有人就以为“三权分立万岁”了。但是问题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三权”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那是客观存在的三种关乎公众利益的权力，但是“分立”又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对立——三种权力对立起来。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要分别对立呢？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独裁呢。说防止独裁的说法固然对，但是那只是说对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一点，独裁的对立面绝对不是民主，而是一个以上的人做出的决定。两个人互相牵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是独裁但也绝对不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的民主。所以在三权分立的政体首先要在能否实现对于全体国民的民主的问题上打上一个问号——三个部门互相牵制确实意味着独裁的破灭，但是是否那就是真正的民主呢？。我们不妨具体分析一下：两件事物对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答案是矛盾。只有矛盾才能够使两件事物产生对立。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分析这三种权力之间有什么矛盾呢？固然要，但是那不是重点，因为抽象的三种权力的互相制约在现实世界中是以三个权力部门互相针对的形式呈现的——我们不能够单纯地谈论三种权力如何互相制约，那不过是理想化的模型，在现实中或许是另外一回事——而部门的互相制约再细化，就是三个部门中的掌权者的互相制约。这时候问题才能够稍微明了起来。实际上所谓三权分立在现实执行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三群人的互相对立。也许有人要疑问了，这样的分析是否太武断了？我想不是的。任何一种权利以及权力都是一种抽象的事物，没有现实的执行，这两样东西不过是概念而已，毫无意义，非要到现实中找到权力的主体和维护权利的机器才可以找到两者真实的意义，不然就只是纸上谈兵，最终能够做到的不过是建立起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已。因而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出三权分立的局限性了。那就是，三权分立的“分立”在现实中得以存在的根本就是三个权力机构的利益冲突。虽然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高尚者，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使得这样的利益冲突体现为“善”与“恶”的冲突即反腐败与腐败的冲突，但是更加直接的、主要的冲突恐怕还是各方面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所以从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三权分立的政体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历史的必然而成为所有制的政治上的体现——说的明白点就是，三权分立的政体得以实现的根本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这样一个政体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私有制继而反过来服务这种私有制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得分明：譬如说美国的总统共和制，将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别授予总统、国会、最高联邦法院，形成一个看似稳固的三角结构，彼此支持、牵制，然而总统的选举依赖于财团的支持，背后有着代表利益集团的智囊团；国会中的参议院实际上就是当初贵族院的再版，选举经费来源虽然几经改革，但是实际上还是由财团资助（当年微软公司通过资助选举的方式阻止了公司的强制解体）；众议院党派色彩浓厚（次贷危机中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即便共和党议员几乎全票否决，却依然在众议院得到通过）；最高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终身任职，但是在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罗斯福总统要求无限制增加大法官人数以逼迫最高联邦法院否认《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的事实，这告诉我们，这个机构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总统以及其身后的政府。于是我们可以“武断”地得到一个结论：当一项决定同时符合三个权力机构身后的利益集团的时候，“三权”从来没有“分立”过，一团和气。当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便开始身后利益集团的角力，最终还是权势更大的一方获胜——这虽然不是独裁，但是总归是一小群人的专制、与独裁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当然，细心的人恐怕留意了上一段中的“武断”一词。是的，这并不是谦虚的说法，因为上一段的结论确实武断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通信系统的发达、国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以及物质生活的丰富，为官者却是能够为人民着想了——在某些没有切实伤害到身后利益集团的时候，所以使得三权分立在实现对国民的民主、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点我们是不会否认的，但是也请注意其前提：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水平的极大丰富。（有人便又要质疑了：难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刚刚诞生的时候没有三权分立么？我想是的，就是在19世纪的美国，各种选举候选人的名单是由各党党魁决定，所以相比今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那个时候的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笑话。）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不顾国情地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体无疑是自讨苦吃。只是以上的说法绝对不是在用“国情决定论”恐吓，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其一，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理想和五权分立的思想成立了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这样的愿景是好的，乍一看甚至于比三权分立还要全面。然而现实中呢？中国的大部分百姓是文盲、没有办法参加到选举中来，所以“民主选举”究竟有几分民主便可以知道了。而我们的经济被帝国主义分割控制，各地很快形成军阀混战的局势，中央政府以及它的“五权分立”又是一纸空文。国内一片腐败横行、民不聊生的惨象，虽然经过北伐战争（即便失败了）的洗礼，在一系列的军阀战争后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中国，却还是不能改变这样的局面，国民政府依旧是对内代表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对外代表帝国主义，俨然是外国列强麾下的附庸，当初美好愿景终究还是成了美好愿景。其二，当代的印度。印度跟中国有几分相像：人口众多、国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然而却不顾国情地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所谓“民主”政体，结果一方面没有实际上的民主、腐败横行，贫富差距巨大；另一方面机构臃肿、经济建设缓慢、效率低下，建国比中国早，如今却连像样的工业体系都没有建立，这“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称号只会让人觉得好笑。从以上两个实例中我们明白，不顾本国的情况而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行为是愚蠢的，有些人以为三权分立了就天下太平了，无非是在痴人说梦。综上所述，我们便可以得出关于三权分立的一个结论：虽然三权分立在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历史已经翻开到了一个新的篇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三权分立将不再适用于身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然而我们的任务绝对不仅仅是否认什么——以为举出种种理由否认一个决定就是英勇的举动的想法是不负责任的、幼稚的——而是要提出否定后究竟怎么办，只有摧毁旧的、腐朽的制度之后，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真正有利于群众的制度，才是真正的英雄。于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崭新的、适应完全不同于私有制的公有制的政治体制诞生了。三、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有他的理由的。说的大了，这是由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有的人听见“国情”两个字就心烦了，觉得我们又在以国情掩盖自身的不足了。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部分不负责任的人都把“国情”作为一个幌子，以矛盾的特殊性去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无疑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看见一些普世的东西，但是，仅仅因为个人的厌恶而否认我国特殊国情的存在又是走了另一个极端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在民主实现的方式上我们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情。那么，我们的国情是什么？1、外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开始向帝国主义转变，原先利用战争实行殖民主义、现在利用经济控制、文化输入实行新殖民主义。2、内部经济发展落后、国民素质偏低、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原始积累，政治上有被列强颠覆的危险、经济上受到他们的控制、文化上受到他们的蛊惑。所以我们的国情总结起来就是内忧外患。外面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决定了我们必须有独立统一的国家、完整自立的工农业体系才能够保护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