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到１９７７年底，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７７年底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以“高举毛主席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借口，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及方针政策，包括对邓小平的错误结论等都以毛主席有过批示为由而加以维护，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１９７７年２月，“两个凡是”一公开提出，就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７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他的观点受到了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响应。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促进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１９７７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至此，一场判断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标准问题的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已不可避免。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大讨论带来思想大解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历史必然性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并发展为一场大讨论，是因为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理解这场讨论。十年“文革”中，把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都搞颠倒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党内党外议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否定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一个是要求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领导者的态度，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批邓、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把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等等，都是毛泽东定的或是他同意的，这些，都要“坚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不能改变。很明显，“两个凡是”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跨出新的步伐。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要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适应了这种客观的需要。“两个凡是”，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争论不可避免。大讨论局面的形成和取得成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发展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严厉的指责。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硬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则一再召开会议，点特约评论员，点胡耀邦的名，进行批评指责，一再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这个讲话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的有力支持。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发展。从1978年8月开始，一些省、区、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谈话，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胡耀邦依据讨论的进展情况，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推进讨论。这个讨论发展到1978年的八、九、十月，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二百多与会者结合实际，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与会者以实践为标准，议论了“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议论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在与会者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消了中央关于批邓的文件，提出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平反。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是对这个讨论所作的最好的总结。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