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一长河一烁作者简介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得一见的人物,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在清华任教期间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被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从史学时期来看,他主要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这方面主要代表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朱子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陈寅恪认为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先论李唐皇室的氏族问题,再论其他统治阶级的种族和文化问题。关于李唐祖先来自于哪里,是胡人鲜卑,还是汉人,一直有纷争。据各类史书,如《旧唐书》、《新唐书》等,也应该是李唐自己的说法,来自于陇西李氏,十六国西凉创建者李暠的后代,李暠自称是陇西李广的后代。经陈寅恪考证,李唐更可能是赵郡李氏的后代,先世很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或假冒牌,随宇文泰至西魏,取了胡人的名,根据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认了陇西李氏。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胡化也是常有的事情,汉族本身也是一个大一统的民族。看李唐的祖上,李渊的上三四代祖上的母系张氏,贾氏都是汉人,到祖母的梁氏,胡汉都有可能,从李渊母亲开始的三代母系独孤氏,窦氏,长孙氏都应该是胡人鲜卑,所以从李渊开始都应该说是胡汉融合的。自高祖、太宗创业到高宗的前期,唐朝的将相文武大臣大多继承西魏、北周和隋以来的世业,也就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统治集团的后裔。武周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府兵制开始崩溃,科举上轻明经科,重进士科。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的变迁,也为社会的革命。另外,关陇集团自西魏到武周也已历时一百五十年之久,其自身也已衰落腐朽。武周之后,恢复唐室,然而改变关中本位政策的趋势仍继续进行,到玄宗之时,可以说是破坏无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后又产生了另一个世局,中央与部分藩镇的貌合神离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玄宗开始,统治阶级也分成了两种人一类为受高深文化的汉族,大多是武周之后提拔的新兴阶级;另一类为受汉化不深的蛮夷,或蛮夷化的汉人。唐代自玄宗以后,政柄以及君权渐渐转入到宦官手中。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为区别,则有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二类。何以安史之乱以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却无多影响?而中央政治革命亦何以有成功与失败?又唐代皇位之继承常不固定,当新旧君主接续之交往往有宫廷革命,其原因为何?隋唐继承了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在武周玄宗以前,以当时三大势力关陇集团、山东势力和江东集团。以关陇集团为主,辅以山东势力,形成了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皇位之继承常不固定,唐中期之前主要是内廷与政府的力量在左右,中期之后宦官基本已把持了皇位的废立。如太宗之玄武门之变,高宗也是在太子被废之后而立的,武周就不多言,中宗也是在铲除武周势力后,睿宗的上台也革命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玄宗凭着革命的资本并打击了太平公主,肃宗也是废太子后被立且凭着安史之乱而起,代宗即位也经历了斗争……唐中期之后的皇帝,从宪宗开始,都为宦官所废立。宦官之盛,起止武后,而极于玄宗,肃、代以后宦官浸横用事,及德宗时,宦官开始把握兵权。宦官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生死就把握在他们手上宪宗被宦官杀后,穆宗开始的八个皇帝,有七个为宦官所立,除了敬宗,不过敬宗也为宦官所杀。一直对唐中后期的牛李党争不甚了了,看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终有拨云见日的感觉。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两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心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有门第之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两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况,李党以山东旧门第大家为主,主修经术;牛党以新兴阶层走进士之路为主,事实上也是社会新旧势力之争。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李唐一朝是我国历朝与外族接触繁多,而少有的光荣的时期。本篇主要论两点一是外族盛衰的连环性;二是外患与内政的关系。外族兴衰之连环性,当时与唐朝能抗衡的外族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各时的兴衰强盛需要统一来看。历朝之中,唐代武功可称为空前强大,究其根本,不仅是汉族的精神与物力,也由于外族本身的腐朽与衰落。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木屑下的河流从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到589年隋统一中国,这段历史,我们根据现有史料,完全可以勾勒和描述出来。但历史事实,就如同河流上漂着的木屑,我们指出这些木屑的漂流情形,并不意味着我们了解和认识了托着这些木屑漂流的河流的情形。对大部分的历史时段,历史学家都只是如数家珍地指出了这些木屑,却无法说出木屑下的河流。陈寅恪却勾勒出了木屑下的河流,即指出了这段历史的发展逻辑脉络。在北周、北齐与南朝的对峙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占据关中一隅的西魏-北周是实力最弱的。但就是这个蕞尔小邦,却前后灭掉北齐和陈,实现了对中国的武力统一。原因何在?或者说,西魏-北周凭什么做到了这一点呢?陈寅恪归纳或提炼出了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即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来加以解释。所谓关中本位政策的内涵,他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中作过明确界说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这一意见他曾在多处言及。关中本位政策就是自认关中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它远绍周公,系正统文化传承之所在,而不必与山东、江南争夺文化正统,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所谓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藉,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在他看来,关中本位政策是西魏-北周为与山东、江南相抗衡而构建起来的一套文化传承的法统。与此相关的关陇集团,《述论稿·上篇》作了说明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具体而言,这个集团就是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直到武则天控制政权,为消灭李唐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但是,他着重用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来解释这一段历史的发展,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没有展开进行讨论,这也是导致大家对他的解释产生不同理解和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照我的理解,他这两个概念各有侧重,所发挥的效力也具有时间性。宇文氏想通过关中本位政策,加强关中地区的文化认同,融合不同的民族,增强向心力,以与山东、江南相抗衡。在分裂局面下,特别是在时人视南朝为文化精华所在,东魏-北齐为北朝政治法统所在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隋朝统一全国之后,这一政策的文化意义似乎就会大打折扣;代之而起主要作用的,是其政治意义。这一政治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府兵制,即大部分折冲府设置于关中,以收居重御轻之效;二是控制政权的主要人物仍是原来关中的人物,即关陇集团。因此,关中本位政策的解释效力,主要发挥于分裂时期;而关陇集团的解释效力,则主要发挥于统一之后。因为在分裂时期,在西魏-北周的政治舞台上唱主角者,只能是其辖区之内即关陇地区的人;武力统一天下之后,原属关陇一隅的地区性政权变成了全国政权,但控制政权者却仍旧主要是关陇地区之人。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也就是《述论稿·上篇》引两唐书《张行成传》所要说明的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以及日后撰《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岭南学报》121,1952张大其说,详尽论述的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矛盾。因此,陈寅恪在论及关陇集团时,主要引用的是统一之后,特别是唐初的史料,而极少用分裂时期的史料。他对关陇集团所作的集中概括,正是以唐代为立足点。《述论稿·上篇》说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可见,他用关中本位政策来解说何以关中能统一天下,用关陇集团来解说统一初期的政治史,并进一步解说进士科的政治意义以及唐后期宦官专政的出现。这基本体现了他一贯的用种族、文化两端来对魏晋隋唐历史进行认识、理解和阐释的观念。当然,这一解释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破绽。比如,统一之后,折冲府泰半设于关中;陈先生认为这体现了内重外轻、居重驭轻的关中本位政策《述论稿·中篇》。但是,在统一之前,军队分布只能限于关中,而在统一之后,军队的分布范围势必会不断扩大,但一来这有一个过程,二来这又与各地的军事地位密切相关没有战事的地区自不必设府。比如,随着北方游牧部族南下压力的增强,唐政府开始逐渐在河北设置府兵参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3。毛汉光《西魏府兵史论》《史语所集刊》583,1987指出在隋统一之前的西魏,府兵分布已呈现出由内而外的辐射态势。所以,折冲府的分布并不能完全反映或证明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府兵制崩坏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新的军事形势下对兵制进行调整的结果,而不是武则天对关中本位政策蓄意破坏的结果参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唐研究》1,1995。但无论是对他的解释进行批评,还是修正、补充和完善,其前提必须是对他所提出的核心概念的内涵以及具体的运用,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用陈氏所提出的这些概念,来表达作者自己所认可或附加的新的内容,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则要对自己所使用的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尤其要明确说明与陈寅恪在界定和使用上的区分,否则就失去了与陈寅恪所作解释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前提和意义。比如,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1990所收论文着重探讨了中古政治社会核心区和核心集团的变化;这一研究,诚如作者自言,是对‘关陇’理论之拓展。他认为,关陇集团人物在东西政权交战之时,实已渐渐纳入河东人物;北周末平齐,关陇集团获得并州地区,……至少在唐初开始,关陇集团已扩及并州人物。我们认为,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泛指控制西魏-北周政权的主要人物;在日后统一全国的形势下,才暴露出他们的认同、他们对政权的垄断。如果这一集团随着北周政权势力的扩展可以不断吸纳关陇以外的人物参加,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势,那么,这一概念在解释陈寅恪所要解释的隋及唐初的政治时,就失去了意义。再如,陈寅恪所谓的关陇集团主要是解释统一之后的政治格局和武则天对这一格局的破坏,所以对组成的人员只是泛指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即相对于统一政权而言,控制政权的仍是关陇一地之人。他强调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主要是为了解释唐后期边镇大帅由蕃将充任,而宰相则由翰林学士充任这一史事。如果将皇权和文人与政这两个因素引入,视关陇集团为关陇武将,并进而认为关陇集团在隋统一之前即已不复存在,那么,用这一概念所要解解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其政治意义也就顿失泰半参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