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城市规划1001班王萱201017020111摘要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形式的演变其影响因素来自于古代城市的规划发展，古代城市的规划发展又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与推动。从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朝代都城规划管理思想切入，从而了解中国古代居住形式的演变。关键词古代城市居住形式规划演变城市是依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合起来的居民点。所谓的居住形式,主要是指居住生活的实体形式、空间环境以及人们的居住行为和构筑行为,还有其中表露出的礼法、习俗、信仰、审美等观念层次的东西。中国古代居住文化给人们留下一个自然的生活住房的概念。自然园林、青砖汉瓦、土石为材，依势而建。在特定时空下的住居形式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蕴藏着必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范式,深刻影响和限定着居住形式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拿古代都城举例，纵观其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都城规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演变,而在都城这一庞大的居民点中,民房规划与居住习俗亦在相应地变化,大致有一条自成系统的发展线索。这正是近现代中国城镇民居规划与居住习俗的重要源头,而探索这一演变脉络的积极意义也就在于此。一、夏商周——规划的起源夏、商至西周时代的都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这个时期的城市无城墙，规划性不强，西周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中的宫殿基址、宗庙建筑、居住遗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均较为分散,彼此不相连属，以郑州商城为例，其居住遗址则遍布城四周。与后世城市的民居习俗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居情况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种分散的居住方式，应与自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聚族而居的习俗有密切关系。其次,在这些都城的居住区内所发现的生产工具电农具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这显然说明不少居民还从事农业生产,而这正是城乡,分化不久所特有的状况。二、春秋战国——礼法体系的建立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称雄，各国诸侯纷纷营建自己的都城，城市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推儒家思想。礼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子对周礼推崇备至。儒家思想对后世帝王的太平之治提供了一套完整、正统的礼制体系，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名分,由一种思想论述上升到权威的、正统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周礼•考工记》则是这套礼制体系对于营城建都方面的制度约束。在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国统治者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大小城制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较严格的民居规划开始出现。居民区从分散状态逐渐集中于郭城内。置民于郭,则外可御敌,内可防乱。郭城内的居民区以里为基本居住单位。这种新的居住单位,己是一种地域组织。里内的居民姓氏混杂,且多按职业分工划分居住区域,以利管理。《管子》即明确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咳,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里周围筑有密封的围墙,里门称“间”,设官吏管理。这种密封式的民居规划的形成,是与这一时期尤其是春秋晚期以后专制主义政治的大大强化这一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三、秦两汉——新的改变秦代的中国，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已经形成，“里”由地域组织变成基层行政组织。到了汉代，住宅发展虽然等级观念更趋严重，但住宅在多样化的发展上，无疑又是中国居住发展的一大进步。如四合院的出现，从汉代到清末的住宅形式大抵如此。周代以来传统的城郭之制已基本消失，西汉长安城的五大宫殿的占地面积达个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由于城内主要是宫殿、太仓、武库、园林、官府和贵族官吏的宅舍，留给一般平民居住的地方已极为狭小，充分反映了整个都城专为帝王、贵族服务的特点。宫殿区分散为几个独立的建筑群，与居民里间同置于一个大城圈内，由于宫殿集中在城的南部和中部，所以一般的居民只能居住于城的北部，特别是东北部，这与东周宫殿都集中在宫城内的布局也不相同。居民住的“里”四周有墙,各开一门，里内有十字街,每里住几十户人家。据《汉书·地理志》载,长安“户八万八百,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如此众多的人口,就拥挤在这一百六十间里小片地段上,仅占全城的一分之一左右。今在城址北墙外发现有大片西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可见有大多数居民住在城外。广义上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已不限于城墙之内，城外除民居外,尚分布有多种手工业作坊、商市及离宫、礼制性建筑和苑囿等。东汉洛阳城的情况与此类似。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市在城内城外均有设置,也可证有大量居民居于城外。这一与东周市民多居于郭城内的情况明显有别。四、三国两晋南北朝——规则的初演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期，城市经济衰落，高强压的封建礼制让人们的居住理念开始趋向于理想主义的世外桃源，追求一种和谐宜居的思想境界。这一时期的城市居民区与宫殿、官署、苑囿、贵族居住区严格分开，反应了阶级对立的严重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五、隋唐——秩序的颠峰隋唐时期,大一统的局而重新形成,城市经济向前发展。隋唐都城长安、洛阳以其严整的总体设计、宏伟的气势,成为兴盛的隋唐帝国的政治、文化和国内、国际经济贸易的中心,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隋文帝时,在今西安市附近建设新都——大兴城，唐代仍以此为都,改名长安城。全城以对准宫城、皇城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郭城范围内,以二十五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一百零九个坊(相当于过去的里)、和东、西两市。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唐长安的里坊耐人寻味,其具体分布情况是:“皇城之东近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近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十三坊，象一年有润。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则之制。同时,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这三组数据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三十六取象于周易,由大阴六六之数构成,历来被赋予象征大吉的含义。七十二是周易立数的原则三天两地的衍生,天九地八乃最大的天地数,即阳数和阴数之极,七十二为两个极数之积，具有天地交泰、阴阳合德、至上至美的意义。如此大规模的棋盘式居住里坊,发扬光大了古代居住制度的秩序,反映了封建社会城市管理的高水平。坊门早晚定时开闭,并形成了自上而下、从大区域到小区域、不同层次的严密的城市管理机构。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唐代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颠峰时期。史载唐长安城的人口约近百万,即分住于城内的坊和两市之内。坊呈方形或长方形,四周都筑有坊墙。绝大部分坊都是“开四门,中有十字街,四出趣门。”这种布局已为考古发掘所证明，据发掘知,在坊内十字街(宽15米)分隔而成的四区内，又都有十字形的小巷(时称“巷”或“曲”)，发掘的部分巷道残宽仅2米多,相当于现在的胡同。这样,十字街和十字巷就将全坊划分为十六区。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壮大和工商业的日趋繁盛,这种封闭式的坊市制度愈来愈成为城市发展的制约。从唐代中期以后,沿续了近千年的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开始崩溃。长安城不断发生拆毁坊墙,起造屋舍,侵占禁街的情况,尽管唐王朝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仍屡犯不绝。工商贸易活动也逐渐逾出两市,在一些坊中出现。各城门外及交通要道纷纷兴起草市。到了唐代后期,宵禁制度益受冲击,夜市开始出现。有的近市之坊,已出现了供行人歇息的类似旅店的场所。一种新型的城市生活的雏形正在形成。六、宋代——秩序的改良宋初汴梁城仍仿效唐代的封闭的坊市制,但随着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冲破传统的坊市制已成不可遏止之势。北宋中期,汴梁城的坊墙开始被拆除。汴梁城内城、外城乃至外城以外,都有一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取消封闭式的里坊制之后,为了便于统治,宋朝官府把若干街巷组为一厢,每厢又分为若干坊。据记载,东京城内共有八厢一百二十一坊,城外有九厢十四坊。坊仍是基层行政单位,厢则为其上一级的行政机构。两宋时期，城市规模不仅在量上又较大的发展，更在质的方面有所提高。宋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宋代重“市”的而不重“城”以及宋王朝轻武重文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由于宋代的重“市”，宋朝有着比唐时期更为庞大的城市规模和数量。如唐代在10万户以上居民的城市只有十几座，而两宋时期则增加到四十余座。特别是宋都汴梁较之唐朝以前的城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取消了街道的坊里之隔，城市的街道沿街可以设店，商业网点的分布也较唐代的密集，而且摊贩众多，商业氛围很浓。宋时期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也推动了城市园林和景观空间的快速发展。由于宋代的统治阶级、文人、士大夫们陶醉在声色繁华、风景花鸟、诗情画意的世界里，十分注重园林与诗、画，对造园艺术的紧密结合，更注重创造富予诗情画意的景观空间。两宋时期尤以叠山技术成为营园筑山营造最佳城市环境的普遍方式。宋代的城市居住形式的改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力及发展的需求，由底层的基础变化导致上层建筑的改变。七、元明清——礼制的传承北京的居住区在皇城四周。元大都中也有坊,而明代共划37坊。这些坊只是城市用地管理上的划分,不是有坊墙、坊门严格管理的坊里制。居住区以街巷(胡同)划分为长条形的居住地段,间距约70m左右,中间一般为三进的四合院相关联,大多为南进口。内城多住官僚贵族,外城多住一般贫民。清北京由于民族矛盾比较突出,将内城一般居民牵至外城,内门驻守八旗兵并设营房。虽然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商业的逐步繁荣,给城市带来了一些变化,明清北京依然沿用以往的秩序。并且,在城市的规划布局上,完美的演绎了《考工记》的制序。在居住的制式方面,也严格遵照礼法等级,秩序井然。明清时期的居住形式还有一种明显的现象，就是受国外住宅形制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清朝末年这种影响变得更加明显。结语从我国古代城市民居规划及居住习俗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历代城市民居规划都受当时城市规制的制约,是当时总体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反映历史的一段进程。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都城居住习俗,较之乡村更受各种制度的限制,自有其鲜明的特色。从聚族而居、以职业划分里居、多农业人口到单纯的地域性的城市里坊制的形成；从封闭的、严加管制的里坊制到开放式民居区的出现；从集中市制到临街设店、草市瓦市以及大量商业街的涌现；从严格的宵禁制度到城市商业、文化夜生活的繁荣等等，都可见中国古代城市民居规划和居住、生活习俗的发展有着一条客观存在的逻辑道路。而其开放式的最后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城市中的民居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