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当教师——叶圣陶我现在不当教师。如果当教师的话,在“教师节”的今日,我想把以下的话告诉自己,策励自己。这无非“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旨。“以前种种”是过去了,追不回来的了;惭愧是徒然,悔恨也无补于事;愿它过去吧,像一个不愉快的恶梦一样。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忠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真心愿意作他们的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作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往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回两回,而不能终生以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养成,决不马虎了事。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心思的“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又如菜蔬的种植,我要教他们当心着意的,根的入土要多少深,两棵之间的距离要多少宽,灌溉该怎么调节,害虫该怎样防御,这些都得由知识化为实践;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当心着意的,才认为又一种好习惯养成了。这种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对于种植菜蔬那样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成效,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还肯节省工夫,贪图省事,让那马虎过去吗?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为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一句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一首诗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我决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这样唱的时候,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既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么意思?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没有痕迹;骂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固然不久便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并且,当我打伤他们的时候,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也许自己看了也会嫌得可厌。我是一个好好的人,怎么能有这种可厌的表现?我既要作他们的忠诚的朋友,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又怎么能对着他们有这种可厌的表现?一有这种可厌的表现,以前的努力不将根本白费吗?以后的努力不将不生效果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手再也不敢举起来了。他们顽皮和愚笨,总有一个或多个的原由;我根据我的经验,从观察与剖析找出顽皮的原由,再从原由上加以对症的治疗,那还会有一个顽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围吗?这样想的时候,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就立刻转到心平气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我还要作小朋友的家属的朋友,对他们的亲切与忠诚,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小朋友在家庭里,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们往东,家属却要他们往西,我教他们这样,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他们必将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作家属的亲切真诚的朋友,我想并不难;拿出真心来,从行为、言语、态度上表示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谁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样。书中称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就学生方面说,重要在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尤其重要在能够随时随地就事事物物得到新经┭椤—不限于书中的经验。说了“读书”,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工夫。因此,说了“教书”,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好像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了;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这里我不敢用一个“教”字。因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完整的本领,双手授予学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我能够肯定地说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我比学生,不过年纪长一点,经验多一点罢了;他们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验,我就凭年纪长一点,经验多一点的份儿,指示给他们一些方法,提供给他们一些实例,以免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不过如此而已。所以,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我不想把“忠”、“孝”、“仁”、“爱”等等抽象道德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毫无用处,与教授“蛋白质”、“脂肪质”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样。忠于国、忠于家、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人,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存于内心,发于外面,无不恰如分寸;他决不想到德目之中有个“忠”字,他要实做那个“忠”字,才这样存心,这样表现。关于“孝”、“仁”、“爱”,也是如此。进一步说,想到了“忠”字而行“忠”,那不一定是“至忠”;想到了“孝”字而行“孝”,那不一定是“纯孝”;因为那是“有所为”,并不是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为要使学生的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毫不勉强,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件的事情上,使学生养成好习惯。譬如,当升旗降旗的时候,我自己凝心一志地唱国歌,对国旗行礼,同样使学生也要凝心一志地唱国歌,对国旗行礼;当劝飞机献金的时候,我自己量力地捐一点,同时使学生也要量力地捐一点;当学校里需要人力的时候,如大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我自己奋力地参加,同时使学生也要奋力地参加;当社会间发生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竭心尽力地图谋最好的解决,同时使学生也要看作切身的事,竭知尽力地图谋取最好的解决;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养成学生的好习惯,综合起来,他们便实做了“忠”字。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地做呢?第一,我是一个公民,我听从良心的第一命令,本应当“忠”;第二,这样才算是指示方法、提供说例,对学生尽了帮助他们的责任。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望学生整洁、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服装、办事室、寝室弄得十分整洁,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诚,我每说一句话,一定算一句话,我对学生同事,一定掬诚相示,毫不掩饰;我劝戒学生不要抽烟卷,我一定不抽烟卷,决不说“你们抽不得,到了我的年纪才不妨抽”的话;我劝戒学生不要破坏秩序,我一定不破坏秩序,决不做那树党分派、磨擦倾轧的勾当。为什么要如此?无非实做两句老话,叫做“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必须“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出愿望来,吐露出话语来,才有真气、才有力量,人家也易于受感动。如果不能“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和吐露的时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里还有真气?哪里还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行导师制,无论我当不当导师,我都准备如此;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凡负着教师的名义的人,谁都有帮助学生的责任。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设立学生自治会了,组织学艺研究社了,通过了章程,推举了职员,以后就别无下文,与没有那些会社的时候一样;这便是有名无实。创办图书馆了,经营学校园了,一阵高兴之后,图书馆里只有七零八落的几本书,一天工夫没有一两个读者,学校园里蔓草丛生,蛛网处处,找不到一棵像样的菜蔬,看不见一朵有劲的花朵,这便是有名无实。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比不做还要糟糕;如果学生习惯了,终其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样有名无实,种种实际事务还有逐渐推进和圆满成功的希望吗?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主张不要有那些会社、不要有图书馆、学校园之类的设备。我只是说干那些事必须认真地干,必须名副其实。自治会硬是要“自治”,研究社硬是要“研究”。项目不妨简单,作业不妨浅易,但凡是提了出来的,必须样样实做,一毫也不放松;有了图书馆硬是要去阅读和参考,有了学校园硬是要去管理和灌种,规模不妨狭小,门类不妨稀少,但既已有了这种设备,必须切实利用,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而且,那些决不是一时乘兴的事,既已干了起来,便须一直干下去,与学校同其寿命。如果这学期干得起劲,下学期却烟消云散了;今年名副其实,明年却徒有其名了,这从整段的过程说起来,还是个有名无实,还是不足以养成学生的好习惯。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匙。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成为推进国家民族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近抽象,可是很关重要。有了这个观念,我才不会自顾自地教自己的功课,而与别的教师取得联络;有了这个观念,我才不会贪图省事,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或者过分要好,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关于做人做事,原是分不来科目的;比如,一个学生是世代做庄稼的,他帮同父兄做庄稼,你说这该属于公民科、生物科,还是数学科?又如,一位学生出去旅行,他接触了许多的人,访问了许多的古迹,游历了许多的山川城镇,你说这该属于史地科、体育科,还是艺术科?学校里分科,是由于不得已;要会开方小数,不能不懂得加减乘除;知道了唐朝,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后又是什么朝代;由于这种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可是,学生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还要与前面所举的帮做庄稼和出去旅行一样,是综合而不可分的;那么,我能只顾分科而不顾综合,只认清自己和那门功课的目标而忘记了造成健全的公民那个总目标吗?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决不专作讲解的工作,从跑进教室开始,直到下课铃响,只是念一句讲一句。我想,就是国文课,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求知文章的意义,揣摩文章的法则。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必须单枪匹马,无所依傍才行。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给他们读解书报。国文教师的工作:是待他们自己尝试之后,领导他们共同讨论;他们如有错误,给他们纠正;他们如有遗漏,给他们补充;他们不能分析、综合,替他们分析或综合。这样,他们才像学步的幼孩一样,渐渐地能够自己走路,不需要他人搀扶。国文课尚且如此,其他功课可想而知。教师捧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学生对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一边是念一句讲一句,一边是看一句听一句;这种情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多么滑稽、多么残酷啊!怎样说滑稽?因为这样之后,任何功课都变做国文课了,而且是教学不得其法的国文课。怎么说残酷?因为学生除了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