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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从失衡到平衡的探索实习记者霍文琦近日，新华社在美国纽约举行庆祝活动，宣布其北美分社正式进驻纽约时报广场。这是首个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媒体与路透、维亚康姆等“全球媒体”比肩出现在“世界媒体的十字路口”，被不少传媒人认为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体现，似乎可以看到打破欧美传播霸权的一线曙光，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话题再次被国际关注。全球化传播的信息失衡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卫星和电子传媒逐渐压缩了时空距离，今天的传播更多的是有中心的全球性传播，然而，全球化传播并没有将人类带入一个人人平等的地球村时代。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其主编的《全球传媒报告》一书中形象地比喻，“地球村仅仅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因为这依然是一个有村长统治的村子，村长是文化帝国的皇帝，他通过市场支配、全球化文化的传播，统治全球……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全球村，在这个村庄里，住在村中央与住在边缘的村民在信息流向和流量上是不对称的。”一直以来，全球传播都存在着这种信息的失衡。6月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李从军《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一文，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李从军在文中重申了国际传播结构的现状：二战后，以联合国成立为标志，形成当代国际秩序，相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进程，国际舆论传播的秩序与规则，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国际传播结构的信息传播主要呈从西方流向东方、从北方流向南方、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通状态。这样的状态一直在持续，不平衡也越来越明显，国际信息流的越来越集中，从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媒体集团的信息垄断，某些信息帝国支配世界舆论也变得更加容易。然而，这样的全球传播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单一因素造就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姜飞教授认为，媒体是人类的创造，它是满足人们对信息需求的一种产物，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媾和而经历坎坷后才形成当今我们看到的产业生态。显然，国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政治关系和经济资本的影响。在政治上，一些信息的全球化传播往往成为政治战略的先头兵，谁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优势地位，谁就掌握话语权，在信息的采集和发布中，采取选择、过滤、强化等方式进行传播。冷战时期，美国及西方主要盟友就曾在意识形态领域，动员其强大的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有系统的打击，把苏联形容为邪恶的“红色帝国”。在经济力量上，信息传播分散和分众的今天，国际信息流愈加集中，掌握优势资源和资本的大型媒介集团和新闻集团，成为称霸全球舆论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传媒风向，其背后也隐隐服务于其利益集团。争取话语权任重道远自从全球进入大众传播时代，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科技主导了全球传播的话语权，控制着传播“阀门”，它们发布的信息约占到全球信息总数的76%以上。在这种不平等的全球传播格局下，只有少数人或少数国家在国际媒介上表达意见，而大多数国家只好保持沉默，在民主的道路上苦苦挣扎。为此，理论界一直在探索寻求一种新的国际传播模式，试图反抗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建立一公平的、均衡的、民主的新的全球传播体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便被提出来，成为广受第三世界欢迎的一个关于全球传播体系改革的目标。1970年，在联合国第16届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NWICO的问题，1976年，不结盟组织突尼斯信息研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口号。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通过《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今天与明天》，再次提及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被拿来表决。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2届大会制订了1985-1989年建立NWICO的中期计划，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斗争在联合国范围内赢得广泛支持。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对，NWICO没有成为现实，仍然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副院长史安斌教授认为，其中的关键还是没有出现能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相抗衡的“全球媒体”，即便是号称“无国界”的互联网，90%的信息是用英语传递，80%以上的网站来自欧美，新闻传播领域的“欧美霸权”始终无法被打破。安斌教授说，实际上美国媒体在20世纪初大国崛起时也同样遭遇过“老欧洲”的打压，当时由英、法、德主导的《通讯社条约》就限制了美联社在国际事务上的报道权。冷战结束后，当美国独霸全球传播体系以后，它秉承的仍然是“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因此指望美国来建立NWICO无异于痴人说梦。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传播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基于政治经济战略的考虑，渴望在国际社会中争取知情权和话语权，然而，西方国家又不愿意让出已掌握的信息垄断资源。因此，国际舆论中，对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振臂支持者和打压反对者皆有之，秉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们认为，媒体竞争是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竞争的结果，不应改变这个规律。然而，对于社会中的媒介生态来说，丛林法则真的是天然规律无法改变么？对此，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认为，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为新老殖民主义者服务的，人不是野兽，人是人，文明的程度怎能与野兽相提并论。不同民族都有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基本人权。每个国家都有发展自己媒体的权利，有了自己的媒体才便于发表自己的声音，如果媒体都掌握在几个发达国家垄断性的巨型公司手中，那世界就会走向一个世界一种声音，只有建立新的国际传播秩序，才能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实现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曙光初现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实质上就是发展中国家要争取在国际社会的知情权、话语权。正如一个村里，不能只有那些少数的有权有势的富人说话，穷人只有听的份儿，“游戏规则”得变一变。李从军提出“媒体联合国”概念、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呼声，立刻得到了墨西哥等国家媒体的支持，许多西方媒体人士也认为文章观点颇有新意，值得推介。一些学者认为，“媒体联合国”的建设虽有难度，但文章提出的实现传媒交流的目标“是有价值的”。探讨世界传媒新秩序需要面临巨大压力和艰难险阻，成为现实更需要持久的努力。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姜飞教授认为，探讨世界传媒新秩序需要一定的语境，媒体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媾和而经历坎坷后才形成当今我们看到的产业生态。在经济层面，大众传媒工业兼跨第一和第二大部类，既有印刷机等设备，也有采写编评的业务形式、记者等服务人群。如果给予生产的角度考虑，没有建立其与之相配套的两大部类的生产体系，遑论建构于其上的传播秩序。在政治层面上，传媒业在不同的政治理念的主体手中，也会发展出与不同的与之相匹配的观念和现实的生态秩序。因此，传媒使用于一定的文化语境，并与一定的政治理念相媾和形成当今的世界传媒秩序。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构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宏伟想法是令人鼓舞和振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清水正夫认为，被视作经济大国的中国，正准备通过媒体迈出扩大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一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副院长史安斌教授也给出了一个有信心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另一种“大国崛起”的模式，它不是靠打压和剥夺弱小国家而增强自身的实力，而是靠与世界各国的“共赢共荣”来建立和谐世界的体系，新闻传播也不例外。因此，由中国主导来建立NWICO必然不同于欧洲和美国媒体在过去100年走过的老路。虽任重道远，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