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墨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中国文化概论》学生姓名：李永宾教师姓名：敖依昌教授学院：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专业：环境工程学号：20106358电话：[phone]中国重庆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二零一一年五月摘要墨家学说，博大精深。其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具有普遍真理性；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其“十论”，即墨家十大政治主张，充分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与需求。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墨学比儒学具有更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精华更多。关键词：墨家学说、社会伦理道德、政治道德理想、消费观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动荡、无序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动荡、无序乃至无道的社会里，刚刚觉醒的士人群体从各自不同的理想和愿望出发，自觉担当起“救世”的重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以兴邦治国、救世济民为己任，“以自苦为极”节俭用度，为平民利益而奔波。墨学兴盛了两个多世纪后，便骤然沉寂，在两千年的漫漫长夜中，它几乎被人们遗忘，然而，似乎是在忽然之间，它又迅速复苏，形成了墨学研究的热潮。这充分显示了墨家学说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其对当今社会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兼爱”、“非攻”与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兼爱”借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主张“人类之爱”，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类似基督教式的博爱思想。这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显然是一种极富乌托邦色彩的社会理想。墨家倡导的兼爱思想是在批判“交相恶”的社会现状中展开的。墨子深恶痛绝地揭露了当时“国之与国相攻，家之与家相篡，人之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兹孝，兄弟不和调”的残酷现实。认为这种“交相恶”现象的产生，源于彼此间的“不相爱”，即“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人独爱其身，不爱人之身”。而天下之人彼此皆不相爱是导致全社会“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的最大祸害。他认为，解决这个最大祸害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倡导并推行“兼相爱、交相利”，即要努力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以此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良治状态。墨子的兼爱思想还表现在他的民生关怀上，他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他认为只要大家都抱有一颗博爱之心，就能实现“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的社会理想。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他整个社会理想的核心，他的“尚同”、“非攻”等主张都只是其兼爱思想的拓展，或是为实现兼爱理想而采取的手段。墨子的兼爱思想体现了战国时期普通百姓对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与向往，尽管他主张的这种不分人我、不别亲疏、没有差等的爱在专制等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仍不失为一幅极具吸引力的社会蓝图。[1]承认兼爱是在阶级社会里不能实现的社会理想，却不能否认其价值和意义，比如共产主义也是在阶级社会里不能实现的社会理想，但它却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壮丽事业。当然兼爱不能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但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它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在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它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2]如果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能遵循‘兼相爱、交相利’的普遍伦理理则，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宁、祥和与美好。二、“尚贤”与“尚同”的政治道德理想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治理的根基，统治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聚集贤良之士。他借“古者圣王为政”之名强调要“列德而尚贤”，即在用人上要做到“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此建立“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用人机制，这是一种极富现代意识的政治思想。墨子还对他的尚贤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如就如何聚集贤良之士，他认为如果要聚集善于射箭和驾车的人，一定要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同样的道理，要聚集贤良之士，也应使他们富裕、显贵，使他们受到尊敬与赞誉，更何况，贤良之士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理应受到善待。墨子的尚贤理想说到底是幻想通过尚贤，使整个统治阶层都是具有高尚品德和杰出才能的贤良之士组成，而最高统治者国君更应是一位具有完美道德情操的人。墨子的政治理想实际上与儒家致力追求的圣人治理下“三代之治”的理想有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儒家的举贤良是服从于“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原则的，是后者的补充；而墨家则将举贤良放到中心的位置，摒弃了儒家等级观念的选人用人标准，内涵着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这是非常可贵的。张永义认为，墨子尚贤学“破天荒第一次道出了平民要求参政的呼声。”程有为认为墨子的尚贤思想完全打破了旧的贵贱等级观念和传统的亲亲观念。墨子的尚贤理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为贤”，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代表着正确的用人路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名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名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为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为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这是对墨子提出的“任人为贤”路线的充分肯定，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继续坚持的组织路线。[3]作为尚贤政治理想的发展，墨子还提出了“尚同”的思想。他幻想建立一种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规范为规范、以上级的是非为是非的纲纪整肃、是非统一、政令畅通的理想政治秩序，即所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当然，墨子尚同的前提是尚贤，即作为下级表率的上级必定是一个品德高尚的贤良之士，其是非定是正确的是非。有人指责墨子的尚同似乎又回到他反对的等级秩序上去了，因而认为其思想是内在矛盾的。其实这种指责没有道理，因为即使在当代民主法制社会也主张政令畅通，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也要求下级服从上级。这是行政秩序的要求。关键在于上级制定的规范是否合理，上级的是非观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根本标准。而这标准是墨子在尚贤中已经预设了的，即预设了统治者都是贤良之士，都能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从墨子的一贯主张看，他崇尚和平和谐（这在后面的“非攻”思想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反对战争与动乱，因此不可能主张下级对上级的不服从，因为那将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根据史料，在墨家组织内部就是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纪律的，而且墨子（作为墨家的第一任巨子———最高首领）及其继承者们也确实能够处处以身示范，很出色地履行了贤良领袖的职责。三、“节用”、“节葬”与当代消费观梁启超曾赞扬墨子是千古大实行家。对于节用，墨子不仅有深刻的理论论述，更是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庄子·天下》曾具体地描述了墨者学习大禹，辛勤劳动、生活节俭的情景。墨子自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弟子自述在墨子门下穿“短褐之衣”，吃“藜藿之羹”（《鲁问》）。[4]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墨家的节用思想培养了中华名族勤俭节约的美德，这优良的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发扬。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生产力高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纵欲主义、享乐主义思潮，使一些人沉湎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结果不仅损害人的身体健康，而且败坏人的道德品质。这种思潮对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为害尤甚。勤俭光荣，浪费可耻，中华名族的这一传统观念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尤其是现在，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仍有大量国民生活在贫困之中。所以，发扬墨家的节用意识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就是将来物质极大地丰富了，也不应该忘记墨子“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的至理名言。参考文献[1]沈慧芳.墨家的道德乌托邦思想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A].黄山学院学报.第6期.2010:16-17[2]陈克守，桑哲.墨学与当代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9[3]陈克守，桑哲.墨学与当代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0[4]百度百科，“墨家学说”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