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看公平与正义

1《从制度层面看公平与正义》演讲人：万俊人教授主持人：李光辉地点：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会议室（2231）时间：2007年11月9日（星期五）15：30时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今天我们十分有幸请到万俊人教授到我校来讲学交流，本来我们是想在小范围开座谈会，请万教授介绍关于伦理学研究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但是，考虑到万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同学们对新知识的渴求，我们改为这种开放式的讲演。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万教授的学术经历。万教授先后求学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随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87年为讲师，1992年为教授，1998年担任博士生导师。1999年进入清华大学负责重建清华大学哲学系，2000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万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原理与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对中西伦理学比较也有颇深造诣。近年来，主要关注应用伦理学和西方政治哲学，并在这些领域中建树颇丰，是新中国第二代伦理学研究者群体中的翘楚。万教授的学术成果非常多。代表作主要有《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我们都住在神的近处》等著作；并主持承担国家教育部与国际合作的社会基金项目有6项。由此可见万教授的学术影响力。我们西南政法大学虽以法学为主，但现在正准备大力发展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为了2使我们的哲学、伦理学学科有一个好的发展势头，学校研究决定聘请万俊人教授为我们学校的兼职教授，大家掌声欢迎！万俊人教授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西南政法大学进行讲学交流，是对我们学校哲学、伦理学研究的极大支持。他今天主要是和大家交流一下目前伦理学和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在这里，我再次代表学校对万俊人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万教授向我们介绍目前伦理学和哲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万俊人：尊敬的李书记、各位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受到西南政法大学的邀请，与大家一起讨论目前伦理学和哲学的热点问题。在开始讲正题之前，请允许我插叙几句。我跟重庆其实有一些渊源，一是因为我的导师也是重庆的，二是我22年前来过重庆，而且有极美丽的印象。22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来重庆做调查。而今时过境迁，脑海中的重庆跟现实的重庆完全不一样。重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城市，人杰地灵，很多杰出人士都是从重庆走出去的。我的导师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跟重庆还是非常有缘分的。非常高兴担任西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今后能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学术当中进行广泛的交流。今天李书记和院长给我宽松的环境，指定简单的话题，讨论当前哲学、伦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大家知道在当今学科研究中，学科界限不是非常明确。我最先是跟随我的导师做西方伦理学的。1993年到1994年，我第一次访问哈佛。回来后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政治哲学的研究。此后，我先后5次到哈佛。之所以连续去一个学校，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今年6月份，我策划并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活动，请哈佛的导师到中国的8所大学进行演讲。几天前我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政治哲学研讨会，邀请了哥伦比亚、牛津、剑桥等8所大学教授一起进行交流。当代哲学一方面受罗尔斯的影响，政治哲学成为显学；另一方面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显示了当代哲学和伦理学的前沿热点，这就是法学、政治学、哲学以及相关的学科都聚焦在几个点上，比如说制度、公民人权以及分配等问题。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一些应用伦理学前沿课题也日益凸显。这些应用伦理学前沿课题包括生态环境、国际政治伦理、生命、克隆、同性恋等等。我去年开了一门课，“当代道理问题探讨”。其中就学生同性恋的问题展开了公开的探讨，对“断臂山”、同性恋现象合法化等意味着什么，以及能不能说爱情一定会发生在男女之间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辩论。这是一个在课堂上公开研讨热点问题的尝试。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制度问题。它实际上也是政治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聚焦的最重要的问题；罗尔斯关注的实际上也是这个问题。罗尔斯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从《宪法》到一系列的制度，我可以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从旧的政治学开始到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到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等等，制度或者制度正义成了特别关注的词。很多学科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按我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就是现代社会发生了社会公共性转型，整个社会生活结构向公共性转变。这意味着在传统社会里面整个社会秩序是封闭的。公共性是转型之后的一个现代概念。法学中最重要的划分就是所谓“公域私域”的区分——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不断的膨胀，私人领域受到公共社会的强大挤压。最近我写了一篇长文叫做《政治如何走进哲学》，谈到现代社会发生公共转型以后，传统政治哲学讨论变得不可能，就是列奥·斯特劳斯所说的政治哲学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3和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已经瓦解，新的政治领域有政治学、没有政治哲学，为什么呢？因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化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私人领域就是熟人领域，包括家庭、朋友的小圈子都是熟人领域。熟人之间办事不一定要按规章制度来，完全是私人化的，有时候甚至超过现在比较健全的社会体制的信誉度，比如找熟人借钱借多少就拿出去了，熟人圈子里面信誉贷款、交易来得特别轻松，可以省略大量的担保成本。江浙一带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发展比较早。不过，熟人领域在内部虽然有比较高的信誉度和凝聚力，有一定的秩序，但它始终是封闭的，不进入这个圈子就不能有这样的关系，情义在这个熟人圈子里面非常重要。现在市场经济抹平了一切，“市场不相信眼泪”，就是说市场是无情的。公共领域最早有一个非常通俗的解释，就是“陌生人领域”，不熟悉的人在一起生活。按照这种解释，我们现代人的公共生活非常宽，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生活在公共领域之中，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公共领域。在陌生人领域里面人们相互交流的关系必须依赖超出人际之外的有公共实际效果的规则和规范，这就是制度。制度是硬性规范，所有制度都具有规范性。谈到什么是制度，制度经济学里面的定义非常哲学化，“制度是集体行为控制个人行为”。但实际上这个定义并不全面。我认为，所谓制度就是集体行为控制和解放个体行为：制度不仅仅是控制个体行为，而且还解放个体行为。比如说开车，没有交通规则怎么样开车，有交通规则只要不犯规就可以行驶，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没有红绿灯将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十字路口如果红绿灯坏了就一团糟。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非常重大的产物，制度的发明就像当初第一个人发明钱一样，出现了广阔的交往空间。现在公共领域越来越强，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日益扩张。我们的个人行为对公共行为依赖性特别强，这一点存在着普遍的意义，比如说皮包没有钱，全部是卡，卡背后有整套的经营制度，能够良性地运作。制度问题养活了一大批现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大量诺贝尔获奖者都是在这个领域，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当代社会最热、最前沿问题。通过研究制度、现代社会转型，要对社会有新的认识。不能像过去一样。如果没有理解现代社会本身，常常不能很好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社会面对的关系和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不一样。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挤压的越来越严重，其中要保持私密性的生活越来越难。因此，任何有关个人生活的私密信息在现代社会变得非常珍贵。比如说名人要做一件事情，马上就会出现很多小道消息。有一次我给一些所谓的名人讲课，当时有人就抱怨没有私人空间。但是你要想这是为什么？名人享受了普通人所不能享受的生活。让他放弃这种生活，以换来自己的更多更大的私人空间，他肯定不愿意干。现在很多人喜欢炒作，用很多方式来炒作自己。为什么呢？比如说谁都不知道我，我做的一切有多大的价值、多大的意义。这才有包装甚至自我包装。由于社会公共化了。现在求职简历要尽量做漂亮一些、别致一些，好让偶然的机会成为必然的机会。对于招聘者来说，所有应聘者都是陌生人。而我们参加应聘的时候，要在一大群求职者中获得第一，就得把自己包装得特别点。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如何使自己社会化”，使自己公共化是现代社会对每个人的内在要求。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很多人过度自我包装，过度炒作，比如说女演员与导演有关系等。其实，在现代社会炒作有其必要性，但只要使你能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了。不仅政治哲学研究制度问题，别的学科，比如说政治学、政治伦理学、法学等，也都可以放进研究制度问题的框架中。政府提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很多研究法学的人很反感“以德治国”的提法。其实大可不必，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以我的理解，“依法治国”是对所有人的，而“以德治国”是一种资格理论，是针对“治者”而提出的资格理论。实际上，这样的观念在西方非常4流行。美国就有道德委员会。大家了解的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导致其总统第二任期没有当好。其实，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少数的杰出总统，他曾被评为“十大性感男人”，很招美国女性喜欢。然而，这位有人缘、有威信的总统，第二任期为什么没有做好？并不是他没有雄心，相反，他的第二任期一开始就拟订了做“世界领袖”的目标，为此，克林顿还出访了非洲；只是因为发生了前面所说的事情。相比我们有些处长、科长做的事情，克林顿的那件事情差不多就不算是事情，他只不过是在公共场合，戴着莱温斯基送给他的领带（掌声！）。但是，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你克林顿出席公共场合，戴的不是美国纳税人出钱买的领带，而是莱温斯基送的；那你到底是代表美国的形象？还是莱温斯基的私人代表？（掌声！）所以，公私一定要分明，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公权和私权等问题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对待政治的问题上，中国人一般觉得管理国家事务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是有些国家就不是这样认为。在这方面，尤其以北欧国家最厉害。2004年我们去芬兰，其间很多官员接待了我们这批人。我们去他们的教育部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姐，她给我们倒茶，当时我就问她你们的部长什么时候到，她说我就是部长。后来知道她是2000年的芬兰小姐，做了教育部长。芬兰2/3的官员都是女人。而男人们就喜欢晒晒太阳、喝喝啤酒，他们觉得政府管理的是一些非常boring、非常繁琐的事情，所以就把官场的事情交给女人来管。没有统一的国家模式、统一的政府模式、统一的政治模式，但是一定要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研究这些问题。现在，有的老师喜欢谈全球伦理。我写了40多万字的论全球伦理的文章，是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研究的。尽管我渴望、赞赏这种全球伦理，但是我觉得全球伦理很有问题。国内贫穷、国际贫穷、生态等等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现在，怎么样来保护全球生态，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前些年巴西大量砍伐亚马孙河的热带雨林，有人就希望有国际力量干涉，说要保护“地球的肺”。可人家巴西人怎么说？“我给你们保护地球的肺，可是谁来保护我的肺啊？”（笑声）可见，生态问题中最前沿的问题是污染。生态伦理学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关系的一方是被动者：自然是不会回应。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产生的后果不是由双方直接承担的。人与人之间发生交易，后果就是双方承担，但是生态环境不一样。有的环境破坏不是单向的，其原因很复杂。我曾经到内蒙古考察一个沙漠。那里过去是小桥流水的自然，但是现在全部是沙漠，没有树、没有水，只有沙。当时有人说，如果不砍树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当地的牧民回答说，不砍树？我和你换换。来年冬天你到我们这里过冬，我去北京过冬。回来之后，你要是不砍一棵树。我保证以后绝不砍树。这些说明了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也是很矛盾的。很多事情解决起来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最近翻译了美国一本书，大概有70—80万字，最近我们正在进行校对。这里面探讨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生态、同性恋、克隆等等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克隆问题怎么样研究呢？英国人把“多利”羊克隆出来了，现在克隆人在技术上也已经成熟了。对于克隆人，很多人是非常反对的。联合国表态的时候找了很多专家，大家一致结果就是反对生殖性克隆，我们中国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多利”羊刚出来那会儿，我们国家召集一批专家来讨论我们在联合国的立场。我当时发言的时候很多人攻击我“年轻的人、保守的心”。我的立场就是，克隆人如果成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克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