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张沛霖PEILINZHANG2013111841摘要:国际政治风云的背后涌动着的是发展的洪流。中国持续了30余年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隐藏着“后发劣势”。另外,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已经直接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面前,中国经济的挑战不是来自名义GDP的赶超,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构、体制和能力的挑战。中国已处于发展转型时期,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后发优势”,防范“后发劣势”通过改革完善社会制度,促进经济创新,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走上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创新发展一、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解释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可以直接模仿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取得发展成就,甚至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成功。模仿有两种形式:一是模仿制度,二是模仿技术,发展经济。通常,由于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种益处先发国没有而后发国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共生的,来自于其落后本身的优势,我们称之为后发优势。该理论主要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如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直接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短暂的时间取得巨大的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后发劣势”的意思是: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很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得不可能。在经济上,发达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自然的、顺势而为的市场过程,而后发国家要赶超,就会造成种种扭曲,从而带来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政治上,发达国家先发达是建立在良好制度基础上的,落后国家由于片面模仿技术,虽然能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保证,从而产生隐患,破坏社会发展,甚至将片面的“后发优势”成果吞没。比如苏联从斯大林开始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采用强制手段,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相抗衡的冷战一级。但是长期高度集权的落后制度最终使苏联解体,“后发劣势”表现得淋漓尽致。二、我国对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认识上的缺陷(一)制度改革进展缓慢1、“官本位”政治依然严重中国的“后发优势”在技术方面表现得很突出: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使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几十倍,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中国也隐含着“后发劣势”,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改革,进度缓慢。虽然近年国家反腐大旗高举,但今日中国还有多少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一股劲儿往官场挤,买官卖官的案例不在少数,争夺官位相互残杀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这就说明我们国家的官场还是“油水”甚多,“官本位”政治依然很严重。官场的腐败正在威胁着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建设。落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明显的“后发劣势”。2、以“后发优势”所取得的成就来掩饰制度的缺陷,甚至粉饰制度对“后发优势”的成果,片面强调自身的功绩,甚至上升到制度的优势加以宣扬。“我们在短短多少时间里走完了别人花了多少时间才走完的路”“我们只花了多少时间就成功地完成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就”之类的话语,常常在新闻媒体中听到看到,并且异常醒目悦耳,心里特别骄傲自豪。在这些话语中,根本看不到“后发优势”的作用的存在,只是让人觉得中国的成就全靠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自己的努力,靠正确的领导和优异的社会制度。而实际上,近现代以来,我们所取得成就基本上都是“后发优势”的产物: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教育科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如果不是“后发优势”的作用,中国或许还处在封建社会之中。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些成就的来源,“后发优势”掩饰了制度的缺陷,使人对我国现有的制度盲目崇拜,不思进取,导致了制度改革上的落后。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拿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这样比较当然看到的是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重要原因是由世界带来的。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我们国家目前缺少的恰是这种“秩序”。(二)中等收入陷阱是“后发劣势”在经济上的反映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只是后发国家的事,而与先发国家无关,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自然的、顺势而为的市场过程,对于发达国家快速发展时期不曾构成的制约因素,现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约束在不断加强,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带来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也可以理解为“后发劣势”的表现之一。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恰恰缺乏技术创新。另外,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此外,还有其他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经济增长基数效应”显现,高速增长潜力明显减弱,城市化进程不合理,就业问题依然严峻。(三)技术创新不足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生产要素,如果各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经济水平当然提高;其次是产业结构,给定生产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第三是技术创新。给定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如果技术创新,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后者。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如果技术不创新,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的意愿就越来越低。所以,除非保持一个很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如今在全球各地的商场都能看到“MADEINCHINA”,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也喊了很多年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然而我国的技术创新依然止步不前。从高科技电子产品到衣服化妆品等日用品,我们国家很少有在全球范围内为人所熟知的品牌,一直跟随别人的脚步,却永远也追不上,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存在的问题,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的瓶颈。三、克服“后发劣势”,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抓紧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预防后发劣势痛下决心,改革“官本位”政治体制,消除隐患。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复杂艰难的,但应当知难而进,一步步往前走,不要徘徊不定,时进时退,长期原地踏步。制度问题终究要解决,我们应当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大变革,防止问题积重而返,引发社会危机而通过剧烈的方式迫使社会变革。有了制度的进步,才能使经济发展有所突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水平国家迈进。(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自主创新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所以实现了后发优势,在发展水平上赶上或大幅度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美国、日本、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用现代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增加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强化动力源泉。从中可以得到启发,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要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建立更加开放的创新体系,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研究,而是有效利用全球的科技资源;注重人力资本的作用,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教育。通过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优化政府职能,促进政府转型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二次世界大以来,真正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采行的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另外,从政府自身而言,要切实转变职能,从全面控制转向治理,实现由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政治层面上提供一个安全、平等、民主的制度环境,在社会层面上,提供稳定的就业、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调节贫富差距,打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健康发展。政府转型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责的错位、缺位、越位现象依然存在。在管理方式上,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加上经济建设“一俊遮百丑”、官本位等思想的影响,政府更多的是承担生产者、监督者和控制者的角色,而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被淡化,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降低了行政效率。因此,政府的转型对于社会发展转型至关重要。四、结论通过前文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后发国并存着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最重要是在充分认识本国存在的后发优势和劣势的前提下,抓住机遇,克服后发劣势,充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