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经世致用衡阳县一中聂仲生2010.01.16“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文化渊源1、秦汉儒家哲学：入世哲学2、秦汉魏道家哲学：出世哲学3、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冲击很大，迫使一些学者研究佛、道思想。4、宋明理学：引申、发展儒学观念，由此形成理学思潮。批判地吸收了某些禅道思想，普遍关心天道、心性等问题，或者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奉为天理（程朱理学），或者认为人心即理，良知即理（陆王学派），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哲学.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致用，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但金华学派对朱陆理学的争执却采取了调和折衷的态度。而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空谈，作了猛烈的批评。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王源等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①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如黄宗羲“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庶民干政”的主张。②经济上，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贯串着“均田”的精神。他们提出的“均田”虽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有根本不同，但表现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和同情。③教育上，他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学制和八股时文，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有用人才。④哲学上，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创，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清末，封建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他们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小结：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变化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明清时期，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国象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当时论争大致有两派,一派坚持旧的传统,抵抗便宜好用的洋货,痛恨洋务派,却无法抵抗洋货的蔓延.另一派属于洋务派,即所谓\‘新派\’,讲究\‘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包括技术,经营模式,科学文教等等.洋务派的观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要实际操作,学习新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否颠覆传统,反正要实际.）顾炎武（1613-1682）汉族，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一种新的治学门径，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被誉为“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顾炎武生于明末，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坚决反对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嘱他“无仕异代”，他终生遵之。当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时，他则洁身自保，多次拒绝清廷的诏举，以死为誓，不复出仕。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的责任，可以推到国君大臣等“肉食者”身上，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渊源。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他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崇尚空谈的危害，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与施愚山书》）、“经学即理学也”（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的思想，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他认为，舍弃经学而谈论理学，邪说遂起，流为禅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与施愚山书》）他在《日知录》中专门著文，揭露理学的弊端。如他赞同宋朝哲学家黄震对心学的斥责：“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在《朱子晚年定论》中，他还引用当时大学者王世贞的话，道出了理学末流的丑态：“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一味推崇形而上之“道”而轻视形而下之“器”，他以孔子学琴的故事为例，说明“非器则道无所寓”，就是说，“道”要借助“实体”来表现。所以，他治学弃华就实，不为空言。举凡典章制度、郡邑沿革、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赋役屯田、军事边防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是他关心的焦点。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两部巨著之中，而后者为作者积三十多年精力著成，尤为精湛。日知录顾炎武学术著作《日知录》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经术，是对儒家经典所做的诠释考订；治道，谈经世济民之术；博闻，广泛论列文史知识及社会风俗。一、文须有益于天下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明治乱”是阐明为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善”是体悟人情。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作者从四个方面列举无益之文弊端。“怪力乱神”的内容，或者是荒唐无稽之论，或抄袭剽窃，或阿谀奉迎，于人于己都是有害的，这样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篇之损矣”。“怪力乱神”的内容：怪，指怪异之事；力，指勇力之事，如乌获力举千钧之类；乱，指悖乱之事，如臣弑君、子弑父之类；神，指鬼神之事。《论语·先进》中，南宫适问及古代神话传说中“羿善射，奡（古代的大力士，传说可以陆地行舟）荡舟，俱不得其死”的事，孔子“不答”；《论语·先进》中，子路问事鬼神，孔子断然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孔子又斩钉截铁地说：“未知生，焉知死。”顾炎武首先把写“怪、力、乱、神”之事的文章斥为“无益”，表明了他正统的儒家思想。“无稽之言”，指清谈之类，尤其指当时清谈的新潮流──心性之学。“剿袭”之事。“谀佞之文”，是指多溢美之辞的书序铭状等应酬文字。顾炎武曾说“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如果只作《原道》《原贤》《争臣论》等政论文章，不写碑志表阡一类的“谀墓之辞”，那真可以称之为泰山北斗了。他为了拒绝别人请托写铭状之文，竟在家里悬牌明示，可谓“绝情”。他的好友李中孚再三请他为其母作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这是“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与人书》十八）。《日知录》卷十九还有一条为《书不当两序》，指出时人著书，为了博得文名，请人写序多至两序、三序甚至四序，实在是过于虚荣。由此，顾炎武模仿孔子的口吻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二、著书之难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著书原则：即“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后人著书，产量越高、速度越快，错误也就越多的原因：后世作者，人心不古，把写书看得太容易，成名成家之心迫切──归根结底，还是创作态度诚实与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动机决定一切三、文人之多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这一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