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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1814.1.1—1864.6.1），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参见太平军北伐、太平军西征）。咸丰六年，因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遂密诏（一说无密诏）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又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以翼王石达开主政。次年，石达开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诸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病卒。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1、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福源水村，出身农家，读过村塾，屡试不第。2、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翌年到广西贵县（今贵港）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真义。后回花县，著《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3、1847年8月，赴广西桂平紫荆山会冯云山，组织力量，开展政治斗争。4、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营盘岭聚集2万多会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3日，在武宣“登极”，称“天王”；12月，在永安（今蒙山）分封诸王。翌年攻桂林，克全州，占领两湖，再从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5、1853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结果北伐失利而西征胜利。入主天王府后，深居简出，生活奢靡，大权交由杨秀清掌握。6、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杨秀清居功自傲，逼封万岁。遂密诏韦昌辉、秦日纲，诛杀杨秀清及其家人、部属2万多。7、1857年，石达开率20万精兵出走后，只得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以扭转局势。8、1859年，命洪仁玕总理朝政。清廷联合帝国主义加紧镇压太平天国，安庆、苏州、杭州等相继陷落，天京被围。1843年）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洪秀全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自己来开科取士”。从洪秀全发动起义后，采取种种严厉的排孔斥儒活动中，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杨秀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又有“天父附体”的特权，所以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开始热衷于个人权威，“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直至发生“逼封万岁”的事件。对东王的飞扬跋扈，洪秀全显得虚弱无力。史学界一部分人否认天京事变中洪密诏召韦进京杀杨的事实。实际上，从当时客观形势分析，如果没有洪的密令，韦是不敢也不能杀杨的。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洪也没有出面制止和马上追查韦的反叛行为。石达开回京，指责韦的擅杀，却遭韦威胁被迫逃出天京，韦杀其全家。长期以来，他时时刻刻感到杨秀清对于自己地位和宝座的威胁，感到自己是在杨的阴影下生存。借韦之手杀杨，对他来说，是解除了一个心头大患，对其自卑心理当是一种很好的补偿。性情暴烈是洪秀全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天父诗》中有多处反映他发怒生气的情景。如“亮（火）冲起来谁人受，亮（火）不救开烧死该！”“亮（火）起跪求要虔诚，亮（火）未救缩莫起身。”诸如此类的句子，《天父诗》中随处可见。杨秀清也曾借“天父下凡”指责洪秀全“性气太烈”。洪秀全一旦火起，就会严厉地责罚人，斥责、饿饭、杖责.而且洪秀全性情固执，脾气暴烈如火，根本不给人分辩的机会，他说“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他力图通过严酷的刑罚维持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洪秀全缺乏自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日益迷信自创的“上帝”而不能自拔。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中，他信天不信人。广大将士出生入死，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胜利，在他那里变成了“天灵”的结果。因而士气受到严重摧残，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越到后来，他越发迷信，甚至到了丧失理性的境地。天京被困，危在旦夕，李秀成指出城中兵少将寡，提出“让城别走”，他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不自信的另一表现是滥封王爵。从1862年初，封陈坤书为护王始，到10月，封王30余人。1863年4月，封王达90多人。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达2700余人。洪秀全无远虑、难把全局，战略、战术上的目光短浅显而易见。起义之初，面对清军的围剿，洪秀全消极防御，不能有效的打破清军的包围和封锁。造反有理无论如何，洪秀全也算得上晚清衰世中为数不多的大人物。其行为的根源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有意无意的大病之后的幻觉，或者某个类似《劝世良言》的小册子的“神启”。社会根源和个人的成熟愿望，都是导致造反的重大理由。造反是需要理由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或者造反，多半出于官逼民反。秦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呐喊，是这种循环的先声。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给洪秀全提供了起义或者造反的理由。洪杨起事前20年，龚自珍即已预言“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方局势，的确如时人夏燮所言：“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推到前沿的倒霉的钦差大臣耆英（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因为在天津谈判时擅自回京被赐自尽）在签订《南京条约》后一年奏称：“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旦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反压迫、均贫富、等等目标，都可以成为历史性的理由。而太平天国的理想，给意欲谋反的民众以一种宗教的狂热，如烈火般点燃广西以及南方半壁江山的干柴。单从广西等地的平等主义诉求来看，当时的起义，无疑是具有相当的正当性的。比如妇女们即响应“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号召，在拜上帝教主要发源地广西桂平县就流传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民谣。而“姊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如今姐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豪迈激情，更是显示当时的起义是何其壮观！造反也是需要领袖人物的激情的。洪秀全的激情来自科举失意，而出自个人欲望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的目标和宣称的天国的目标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难以吻合的矛盾。1860年10月，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人士容闳曾往天京拜访天王，但不被所用。后来容闳投靠李鸿章，协助购回百多部机器而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容闳可能当时也看出了洪秀全的本质，所以后来称“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考不上“大学”，造就洪秀全自己开科取士的逆反心理，这是激情的来源。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四次应府试考秀才，分别在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皆落第，前后一共经历17年，未能考上生员（秀才）。应该是从1837年科场失意后异梦升天开始，洪秀全就已经慢慢萌生造反念头。当时他已经自居“真命天子”。而直到晚年，他仍然是梦想实现“父子公孙坐天下”的王朝。录一首其早期的诗如下，以明其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存帝赐，诗章凭据诵爷前，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斩邪留正诗》，1837年）从现在所见洪秀全的诗文，他有些许才气。不过，也许他的诗文还谈不上俚俗不堪，但是打油诗居多确是事实，以这种水平，也难怪青年农民洪秀全考不上秀才。而其对手“刽子手”曾国藩的诗文则为一时之冠，书法自成一体，其立德、立功、立言几为圣人。此论绝非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实在是洪秀全不争气。即使拿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而言，他早年那“五千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气远非天王所能及也！以洪秀全个人的能力，无法真正承担造反领袖的重任。所以，早起的准备活动，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冯云山。冯云山在永安封为南王，称七千岁，不仅居洪天王之下，还居他发展的应该是弟子的杨秀清和萧朝贵之下。但是，据《李秀成自述》所言，“谋立创国者出南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真正的领袖人物。但冯云山又是洪秀全最早的支持者，是拜上帝会的始创人之一，他的能力从传教时已经体现出来。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深入广西传教，洪秀全显然缺乏领袖魅力，只发展了非常有限的几个人。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是因为看到洪秀全藏的《劝世良言》，才鼓励病歪歪的表弟仔细研读，从而创立拜上帝教。而洪秀全没有能够团结这个人才，并且对于和他一起创业的洪仁玕也不能吸引住。他们均在入教不久就与洪秀全分手。而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区，靠拾牛粪、打短工已接触大量的底层人民，并以个人的卓绝努力，竟使拜上帝教发展成为拥有二三千人的组织。洪秀全从一开始的激情、幻想和朋友的推动（或者裹胁）中，踉踉跄跄地扯起了大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个因为不能自拔而干脆自我陶醉的过程。作为领袖，他应该对起义的目的和方向有个战略性的基本设想。从金田到永安，到全州，到武昌，直到南京，洪秀全都在一种迷糊的状态中领导着数十万至上百万人，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定都天京后，封建意识与日俱增，等级观念、享乐思想尤其突出。洪秀全在天王府深居简出，严重脱离将士群众。在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向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政权蜕变的过程中，洪秀全起了特别恶劣的带头作用。思想作风上的质变，使其愈往后，则更多地像一个封建帝王。天京内讧就是领导集团内部这种封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二、太平天国后期，为防大权旁落，洪秀全一反前期用人路线而“用人唯亲”，形成一个排斥异姓的洪氏集团，使得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给太平天国内部带来致命危机。石达开是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所部又是太平军精锐。他德才兼备，深得全体军民拥戴，天京内讧之后，他是唯一能团结群众辅佐洪秀全重振国势的人选。然而，洪秀全猜忌他，用安、福二王挟制和排挤他。因此，石达开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出现分裂局面。其后，陈玉成、李秀成打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京围一解，洪秀全立刻大封王爵，根本不问才德、功劳，亲戚、广东同乡或捐有钱粮者，都可以封王。封王人数竟达到2700人以上。造成后期天国朝政混乱、吏治败坏、军事削弱的局面。三、洪秀全晚年，不仅思想狭隘保守，而且陷入了宗教迷信的可悲泥潭也许是洪秀全没有成功，也许是洪秀全品质比朱元璋高，总之，传统观念对洪秀全评价很高。不得不承认，洪秀全是个杰出的农民领袖，他对于未来社会的设计，他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超过了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和康帕内拉。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人才用人类的幻想也未能形容其伟大对其作出评价。但我个人认为，洪秀全的个人品质并不比朱元璋高，至少朱元璋勤政，也没有像洪秀全那样花天酒地。与李自成相比，洪秀全也略为逊色一些。至少，他不像李自成那样布衣本色，那样不脱离群众。让人为难的是，如前面所述，马克思认为太平军是魔鬼的化身，而另一个伟人，毛泽东则在1949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看着两位伟人的观点，我左右为难，不知听谁的才好。估计为难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三十年之后，史学界围绕毛泽东的观点展开了百家争鸣，意见有两种，正反两方：一，洪秀全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二，洪秀全不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不管两派观点谁对谁错，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道理论难关：到底什么是西方的真理？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那么这个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即使落不到康有为头上，至少应落到孙中山头上吧？如果说西方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洪秀全1851年发动起义，后者的所有新理念，只来自于一本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好像没人给他介绍过《共产党宣言》。而且，即使洪秀全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