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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戊戌变法――中国民主化的首次尝试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延续和发展。甲午战败的事实昭示中国先进人士：强国的根本在先进的制度。要救国必须抛弃片面的经济改革模式，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有鉴于此，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先进人士掀起了一场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是光绪皇帝。重要推动力量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知识分子维新派。他们接受了民主的观念和价值，严厉批判专制制度，以激昂的姿态力倡走明治维新之路，实现中国的“全变”、“速变”。维新派从“中国风气未开”的国情出发，创办报刊，建立学会，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团结民主力量，为戊戌变法扩大了社会基础。他们的言行，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达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等共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向全国宣告变法。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它是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年专制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体制创新活动，可谓“系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戊戌变法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推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首次实践。2.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辛亥革命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旗帜，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公民所享有了较为充分的结社自由。至1913年底仅政治类的党团就达312个。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政见，报纸可以刊登抨击政府的文章。北洋军阀混战”是事实，应予否定，但其次数和规模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可比性。事实上，倒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主的进步，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近代史著都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封建君主专制（袁世凯独揽大权，恢复帝制）——责任内阁制——封建军阀制度4.联省自治运动――中国联邦主义的实践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志士仁人依据大国实行民主的普世性原则在中国进行的联邦主义实践。联邦制是限制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制度。按照民主宪政的理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权力进行横向制衡，即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一是对权力进行纵向制衡，即实行地方自治制度。联邦制的根本价值是通过纵向制衡，约束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民主的贯彻。联邦制把权力合理分布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使社会形成多个政治中心，从而消除了绝对的权力并降低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中华民国建立后，联省自治运动生机勃发，终于在1920－1925年间形成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北京政府支持联省自治运动。1920年11月17日北京政府宣布筹备地方自治，此后颁布了一系列地方自治的细则和条例。5.三三制政府――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三三制”原则是毛泽东在1940年3月6日写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虽处领导地位，但不是一党控制和包办。中国共产党并不局限于“三三制”政权，其领袖要求全党要为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是普选产生的，以三民主义和民有、民治、民享为原则的，以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为特征的新中国，她包容了今天所言的民主的一切“普世价值”!6.共同纲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普选产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这一条如能贯彻，将保证新中国成为真正民主国家。封建君主专制（晚清）→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封建君主专制（袁世凯独揽大权，恢复帝制）→责任内阁制→封建军阀制度→联邦制（联省自治运动）→三三制（由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自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和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认知也经历了痛苦的五大转变：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内阁制到总统制、从多党制到一党制、从地方自治制到中央集权制。自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由于受到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发展需要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即要求有一个自由市场，而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把社会中最大的社会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诞生了。一、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与特点(一)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面对内外压力的中国社会有四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同态度和做法。第一种，以农民起义或曰以暴力反抗的方式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但提不出新的政治制度形式：第二种，以改良的方式促成旧体制的点滴改进，但并不想有根本变化：洋务运动。第三种，以改良的方式促成旧体制的整体改进，实现体制自身的自我转型：戊戌变法第四种，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辛亥革命可见，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搅和在一起是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有所不同。民族革命的任务，要么是推翻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的不平等统治(不是推翻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也不是推翻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建构民族平等的政治统治形式或结构即现代民族国家；要么是从别的民族的不平等统治下把本民族解放出来，形成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治革命的任务，是在一个政治体系或民族国家内，要么把一个统治阶级或集团从统治者的位置上赶下台，让一个新的阶级或集团从被统治的地位上升到统治阶级或集团的位置上；要么是推翻一个旧阶级或集团，建构一个民主平等的政治体系。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种革命常常是先后的、分开进行的。可是，近现代的中国这两项任务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使中国革命增加了复杂性、艰难性。清末民初推翻清政府，反对军阀统治，既是一场民族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实际上，到1949年才真正完成了这两项任务(二)从君主制到共和制清末从封建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转变失败后，就剩下一种政治体制的选项了：从封建专制君主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转变。，是否主张民族主义——排除满族统治及满清皇帝，在当时是区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最重要标准。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封建君主制已经丧失人心。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此后的中国“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再次说明，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搅和在一起是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三)从内阁制到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表面上看是共和制内部的国家权力重心的不同选择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四)从多党制到一党制民国时期的“多党制与一党制之争”表面上看是共和制内部政党政治体制的不同选择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的转型形态。(五)从地方自治制到中央集权制从秦统一到清王朝，中国传统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不存在地方自治问题，可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国家地方自治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联邦制等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一些人，特别是某些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员开始谈论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以平衡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目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想给地方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地方自治原本只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中的一种，可是，中国近现代理论争论和实践探索中的“地方自治”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地方自治和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地方分权的一种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