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得分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中国文化及其传播课程论文鉴真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授课教师孟长勇学生姓名王舒雅班级2014级汉国教学号201420119鉴真东渡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摘要:唐代高僧鉴真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历尽艰辛,东渡弘法,使日本的佛教发生了新的变化,被称之为日本新佛教。本文所论述的即是鉴真东渡的史实及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从中可看出七、八世纪时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关键词：鉴真东渡；渡海尝试；文化交流；东渡意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发展到唐代的时候，不仅经济的发展达到了高峰，而且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高峰。国势强盛，声威远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唐朝初期，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兄弟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及与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当时的邻近诸国，对唐朝也莫不仰慕，其中最为突出者为日本。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一千多年来，日本人民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东西，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而中华的先进文明，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日本。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仅从佛教方面来看，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流行于日本的佛教，已不再是原版的印度佛教，而是深深打上中华文化烙印的中国化了的日本佛教。1.鉴真生平介绍公元688年，鉴真出生于江苏扬州。唐代扬州，佛教气氛浓厚。良好文化环境使他成为一位视野开阔、胸襟坦荡、志向远大、坚忍不拔的大德名僧。他秉赋聪慧，十四岁就在扬州大云寺削发为僧。当时名震全国的道岸大师云游扬州时发现了他，破格为年仅十八岁的鉴真授戒。后来他游学洛阳、长安，遍访高僧名寺，阅读并抄写了玄奘等人翻译的大批经卷，并协助道岸修建了小雁塔。公元708年在长安实际寺，鉴真师从弘景大师，受具足戒。有关鉴真生平的史料主要是779年淡海三船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以下略称《东征传》）。《东征传》是根据鉴真决意东渡之后，以其弟子著《鉴真传》为原型而写成的。由于《鉴真传》文体散逸，仅存逸文，故《东征传》成为研究鉴真的根本史料。鉴真赴日之后的活动，可以通过《续日本纪》（卷十八——二十四）的记载考察了解。2．渡海的尝试当时的日本，佛教虽然被日本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并没有一个集中和统一的规划，不但没有建立制定授戒制度，就连训练和教育僧侣方面，也都是各自为政。为了改变这种现状，733（日本天平五，唐开元二十一）年，日本高僧荣睿与普照肩负起招聘戒律高僧赴日授戒的重任，二人在唐一直逗留了约十年，至742（天平十四，天宝元）年为寻求归国之船而赴长江下流的扬州。在此拜会鉴真，请求赴日传戒。鉴真是当时长江流域一带教授戒律的第一人。他不仅是律宗高僧，而且在文学、艺术、科学方面也具有很深的修养，正是日本合适的人选。《东征传》对鉴真前五次东渡的过程记载如下:鉴真爽快答应荣睿等的请求，率领弟子21人做各种出航的准备。但第二年出发之际，荣睿等与同行的僧侣之间产生了矛盾，因被诬告为海贼的同伙而被捕，未发而终，第一次东渡失败。在扭转了态势的同年十二月再次出发，但又因恶风遭难，被安置于越州的阿育王寺（第二次）。以越州为中心，鉴真一边频繁开展授戒活动，一边做再次渡航的准备。744年因被不希望鉴真赴日的越州僧侣告发，荣睿被捕，渡航再遇挫折（第三次）。后荣睿被释放后，鉴真取陆路自越州经天台山国清寺赴福州，准备在福州出航。但又因弟子密告而被扣留，护送回扬州（第四次）。748年鉴真又一次做东渡的准备，率领弟子僧14人出航。这次虽然顺利出海，但被风漂至海南岛，第五次东渡失败。其间在海南岛受到当地豪族的款待，之后鉴真巡游各地，返回扬州。但途中荣睿、大弟子祥彦相继去世，普照与鉴真别去，鉴真本人也双目失明。753（天平胜宝五、天宝十二）年，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再次赴扬州拜访鉴真，请求同船赴日。《东征传》载为:“白大和上云：弟子早知大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先录大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大和上各亦奏退。愿大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1]904鉴真应请，率领弟子僧14人、尼以及优婆塞等共24人分乘四艘遣唐使船。鉴真六次东渡所经历的失败与苦难，占了《东征传》记述内容的大半。可以想象，这些内容是根据弟子思托等人的记录而写成的。由于当时航海条件的限制，历经千难万险，可谓百无一渡。国内学者多数认为，唐代的扬州，已是国际化的大都市，航海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对此，日本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中村顺韶认为，鉴真前五次东渡并不是搭乘遣唐使的船，而是企图利用中国民间船只。根据《东征传》的记载，第一次东渡失败，是由于船只被误为是海贼的船只，如《东征传》所记载，当时海贼的确很多，但学者认为，海贼活动只频繁出现于民间船只。第二次东渡也是是利用民间船只，第四次东渡的计划不是扬州而是从福州出发。所以这几次出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划不当而造成的。鉴真一行的前五次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当时自唐乘船赴日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在八世纪，东亚的国际商人已经开始跨海贩卖物品。遣唐使的航线并非危险重重。近年，上田雄指出，遣唐使船平安回国的例子很多，8世纪的航海技术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充满危险。鉴真东渡时，第二次由于触礁航行失败、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岛、第六次漂至冲绳、大使藤原清河乘坐的第一船遇难等，航海困难特别多。认为鉴真传记具有强调唐日间航海困难的一面。《东征传》文章篇幅虽长，内容丰富，但记述的重点并非赴日后的活动，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至日前屡次失败的过程上。尤其是第五次失败漂流到海南岛部分的记述，由于三船的文学手笔变得相当精彩。3．鉴真东渡后的主要工作754（天平胜宝六）年2月1日鉴真一行抵达难波，4日人平城京，被安置在东大寺。时隔不久，圣武天皇便发下圣旨：“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接着，天皇又授鉴真、义静等八人为“传灯大法师”。这八个人中，除了赴唐国邀请东渡的日本僧人普照外，全部是从扬州随鉴真东渡的中国僧人。众多的研究也表明，在此以前日本也一直推行授戒，当时日本佛教界及当政者深知戒律的重要性。正规授戒需要三师七证，日本就因为缺少高僧，无法实现三师七证授戒仪式，而鉴真一行的到达，为正规授戒提供了条件。758（天平宝字二）年8月，淳仁天皇即位，下诏表彰鉴真的功绩，为使其专心教授戒律，而尊之为“大和上”，解除了“大僧都”一职，并相继赐宅于鉴真。鉴真建戒律道场于此，命名为“唐律招提”，这就是唐招提寺。关于此年鉴真被解除僧纲一职之事，有人推测当时僧侣中出现了对立。对于鉴真一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对于鉴真开展的授戒制度，也有僧侣认为从前的旧制度更好。此外，上年天皇赐予的一百盯良田，本意是用来补给僧侣供养，但鉴真却以此建造了唐招提寺。对此做法，很多人不满。可见，鉴真东渡传教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日本传播佛教的过程中，由于后来因根本指导思想的不同，和日本原有的旧教团势力发生磨擦，甚至发生公开的冲突，但大体上来说，一切还是顺利的。鉴真凭借他的才智与胸襟，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763年5月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据《东征传》记载，此年春天弟子忍基梦到恩师圆寂时的容貌，遂率众弟子制作了鉴真像。此事是否属实现有疑问，但唐招提寺现存的鉴真坐像无疑正是此像。这是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刻作品。据《东征传》载，鉴真等自海南岛返回时参拜了法泉寺（今广东省南华寺），该寺存有禅宗六世祖惠能（》38）713）的雕像。可见，高僧肖像的制作在中国早已出现了。鉴真的雕像可能也是受到此影响而创作的。之后，日本也开始了肖像雕刻的制作和礼拜。与中国正史不同，日本正史不包括列传，故8世纪以前所创作的个人传记并不多见。4．鉴真东渡的历史意义鉴真在佛学传播上的贡献，中日学者对此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中国学者认为：在鉴真东渡日本之前，日本佛教界没有大乘佛教，只有小乘佛教。鉴真到达日本之后，他所弘扬的大乘佛法，确实与原有的小乘佛教存在有很大差别。但他的弘法活动，却得到了日本各阶层人民的欢迎和接受，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普度众生情怀，令日本朝野对他十分钦佩，尊称他为“和上”、“大和上”。鉴真在日本十年如一日，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博大胸怀，以努力弘法、普济众生的无私精神，传播盛唐文明，造福日本大众，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被日本人民誉为律宗的开山祖。从此以后，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而日本学者认为：鉴真东渡时所携带的物品，《东征传》有详细记载。自然戒律方面的书较多，所谓的佛经仅列举了《华严经》等5种。鉴真本人携带了多少经卷姑且不提，在此之前的遣唐使回国时就携带了大量的佛经。比如735年回国的僧人就携带了5000多卷佛经。光明皇后发愿抄写《一切经》等写经事业，就是以遣唐使带回的佛经为底本而开展的。但不可否认，中日人民都认为鉴真对日本佛教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为日本佛教文化传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续日本纪·鉴真卒传》说，鉴真能熟背整篇文章，对佛经进行了一一修改。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但它勾勒了鉴真一行依照携带的佛经进行校注的情形。建筑方面，鉴真也为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朝长安很早就开始建造佛塔、佛寺。这些文化，也随着遣唐留学僧传到了日本。日本天皇也仿唐建国分寺。这时，鉴真从扬州带去的许多艺人匠师便发挥了很大作用。鉴真到日本不久，带领工匠与日本僧众团结合作，建造了戒坛院、唐禅院和唐招提寺。他们高超的建筑、塑像、雕刻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给日本留下了一批艺术珍宝。唐招提寺的许多殿宇、佛像都被列为日本国宝。思托和中日工匠们用扬州干漆工艺，为鉴真塑造的坐像，成为日本雕塑艺术的范本，千百年来，一直视为国宝，珍藏在唐招提寺御影堂内。鉴真和工匠们的这些活动，使中国的造寺建塔塑像等技艺在日本得以流传。日本平城京当时是模仿唐都长安的市制修建的，并迁建了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等大寺院。鉴真的故乡，扬州历史上不乏医林高手。时至唐代，扬州又成为中外药材的集散地。鉴真东渡前，就在长安向宫廷太医学习医术，回扬州又广为应用，救济贫病。他的医药知识和医疗技能，是远近知名的。他在医药方面有两大特长，一是药物辨别和炮制：二是搜集药方。鉴真东渡日本就为之带去了许多药材和药方。如第二次、第四次东渡就带了麝香、青木香、等六百余斤，带了毕钵、胡椒、石蜜五百余斤，还有蜂蜜十斛。他在日本辟药草园，为民众治病。他著有《鉴上人秘方》一书，在日本《皇国名医传》、《医心方》等书中，都提到鉴真的医学著作。有的药方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还藏有鉴真当年带去的药物。德川时期以前，日本药袋上都贴有鉴真像，否则就不是灵药。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除此之外，鉴真还从扬州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字帖五十余帖，大大推动了当时日本佛教和民间风行的“王体”书法。孝谦女皇题的《唐招提寺》匾额就是王体，至今日本朝廷还珍藏着鉴真带去的王羲之字帖。扬州大明寺方丈能修访问日本，就亲眼见到了鉴真献给天皇的王羲之字帖。综上所述，鉴真赴日的目的是作为传戒师传授正规的戒律,其最大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日本佛教由此整肃了威仪,作为国家佛教得以完备。由于鉴真的东渡弘法，日本的佛教才面貌一新，被后世称之为日本新佛教。鉴真东渡对人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由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可以看出，唐代的佛教对日本的佛教影响是多么的重大。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说:“旧本的中古制度，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然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的确，佛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传到日本的佛教，却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并融人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思想。传到日本后的佛家经典用汉文，就连佛寺上的建筑、工艺、绘画、音乐等，也都是唐风化了的产物。从更广阔的时空考察，鉴真大师在谱写这一壮丽诗篇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传播文化、何惜生命的献身精神，坚定信念、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