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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读后感《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第一卷的前一卷（即第14卷）中译本，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第一编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从其结构来看,它体现了剑桥历史丛书的特点，即各章均由每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从其内容来看，它体现了从外国人视角去了解中国的典型方式，这种了解是“既通过它的历史，又通过它的现实，既通过它自己的传统，又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1《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第一章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费正清教授，其内容统领全局。通过对这一章的阅读，我们可以看出此书的作者是在何种理论框架内撰写华人民共和国头十六年历史的。即历史讨论的出发点是王朝循环的理论和实践。首先从政治上看，费正清教授认为，建立王朝的历史使中国人民容易具有期待和欢迎恢复中央集权的倾向。这个观点实在不敢赞同，从党和国家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的今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中国共产党也不同于历代任何一个君王，也许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具备着更充分的执政合法性，树立起自己的科学发展观。比如费正清教授认为，“君主不道德的行为,这使他丧失了天命；其政权财权的崩溃，这部分地是由于奢侈挥霍，部分地是由于上层阶级的土地非法逃税,把税赋负担转移到农民身上，农民的拖欠使政府日益贫困；日益恶化的民众福利，这尤其是由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和国家无力维持公共工程，特别是防洪的堤坝和防饥荒的粮仓；低落的公众士气，这是由于贪污腐化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也表明了官员和民众与君主的离异；军事上的虚弱，这明显地表现在对入侵者和国内造反者的镇压方面。”2这样的思维就显得有些片面和不公，12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从我国国家性质来看，近代以来，自清晚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又如何能将认为毛泽东统一中国的成就，“与公元前21年的秦始皇的成就和公元589年隋朝创建者的成就同属于特殊的一类或相类似呢，这就否定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即推翻封建统治，也贬低了中国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和作用，更是与宪法相违背，基于此，我认为这种王朝更迭论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去合法化”的表述。其次我想简单论述一下教育部分，本书将中国教育发展分为两部分，一是学习苏联时期，即高等教育体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更专业化的分工。取消美国式的文科学院和美、英大学对学生特有的通才教育。苏联的制度宗旨在于早就数量更少的难以适用的文科毕业生，而培养更多的经过训练就能直接参加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的毕业生。二是一五计划的教改结果：高等教育体制是苏联和西方影响在精英层次上的有争议的混合体，对专业化的新的要求是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从部分历史中我看到了中国教育历史的发展历程和观念转变，也基于自身学习感到了使命感，从书中教育的发展我感受到教育发展是基于一定国情和经济水平发展的，而当前，中国经济水平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国的教育却没有达到相应水平，教师专业化水平程度依然不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这也反过来制约了国家发展，因此作为致力于教育方向的学生，我应该从自身做起，努力通过学习与教育实践相结合，训练自己的理论实践水平和自我反思能力，以教师专业化水平要求自己，争取早日为祖国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