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变革下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

全球大变革下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作者：项兵12月1日，第六届“中日CEO圆桌会议”在长江商学院北京校区举行。此次会议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中日各界领军人物，围绕两国企业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下为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的主旨演讲：大家早上好，首先代表学校和我本人对远道而来的日本朋友和企业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对来自中国各界的商界和媒体的朋友，还有长江的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下我对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几大变革的思考，并在全球视野大变革之下再谈一下我对中国的看法。第一大变革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变。撒切尔夫人启动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国有企业的私营化、减税、放松管制、推动全球贸易，被里根总统1980年复制到美国，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在中国推动的改革和开放很大程度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1979年到2008年的全球风暴新自由主义经历了“黄金3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到2008年戛然而止。所以面向未来，至少有三大模式会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第一个无可质疑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第二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中国、俄罗斯的发展模式之中有非常深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第三大模式就是在欧洲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欧洲人几乎不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欧洲的国家遥遥领先。我认为今后世界有两大发展趋势：第一大趋势，往中间漂移。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基尼系数0.49，美国的基尼系数0.48，中国和美国是收入财富严重不均的国家，中国和美国必须往中间漂移，要有更多社会福利的因素。欧洲许许多多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福利过于负担严重也要向中间漂移。未来，往中间漂移是大趋势，多元交融也是大趋势，这是我能看到的第一大变革。第二大变革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颠覆式技术带来的变革。包括互联网、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新材料、生命科学、云计算、工业4.0等等，这些颠覆式技术带来的变革是巨大的。同样重要的，我们也不能把这些估计的太高，比如互联网产生的影响可能就像电的发明所产生的影响，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产。但不是因为有了电的发明，我们就不需要日本闻名天下的那种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大变革，中国的再次崛起会影响全球。三年前在博鳌论坛上，我就讲，过去30多年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中国“被全球化”了，中国在许许多多的领域是最开放的经济体，全世界各种主要管理模式都可以在中国市场有重要的影响，包括日本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包括韩国企业等等，“万国模式”都可以有重大影响，有重大贡献。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被全球化”了，中国在拥抱全球化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以后十年二十年也许更长的时间，全球经济被中国化必定会成为重大的变革力量。去年，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OFDI）已经超过中国吸引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这是第三大变革，全球经济又可能被中国化。第四大变革，中美在全球贸易的博弈。美国一直在推PPP，中国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RCEP，FTAAP，包括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等等一系列，还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也包括我们现在着手筹建的“自贸区”。所以，中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如何重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有博弈行为，甚至有“扳手腕”的行为。其实，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要有更好的合作，创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投资贸易体系。这不仅对中美自身重要，对世界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双方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第五大变革，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全球治理不够有效，我们的投资、贸易、企业、金融越来越全球化，但我们的治理还停留在国家层面，目前可以说没有特别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可能是保持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出贡献的，尤其是孔老夫子“和而不同”的理念，在新形势下可以成为新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哲学思想。这和西方确实有比较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美国总是认为全球只有一个模式，他就是最发达的，全世界都应该按他的模式来复制，否则就可能成为敌人，这种哲学思想是很狭隘的。“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今天，我认为越来越重要。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产生不同人才的先决条件，也可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代人都有局限性，在不违反人性的前提之下弘扬多元、弘扬差异，是不同人才产生的必要条件。我到了日本，深深体会到他们的精细和专注，心静如水，这是产生不同人才的先决条件；到了俄罗斯也是这样，他们的生活节奏之慢，也许是产生伟大芭蕾舞演员的必要条件。时间是金钱，我们的快就是硬道理；但时间也是无穷无尽的，他们的慢同样是硬道理。各有千秋，不要相互看不起，正面地看待我们的差异，不同生活方式可能是不同人才产生的先决条件，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选择可能越来越少，弘扬或者保存弘扬这种差异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挑战之一。现在巴黎会议中排碳量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我认为我们先者留下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日本在“天人合一”方面却是我们的典范。把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鉴定，不是人高高在上自然低低在下，我们就可以榨取，可以剥夺，这是非常短视的发展模式。在新的价值观、新的理念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我们先者的一部分智慧可以对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的集体短视是最近三四年提出来的概念，从东方到西方，从经济到政治体系，都没有长线的考虑。我们对自己的体系充满自信和自豪，我们丧失了反省的能力，商学院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人类掌握了这么先进的科技，我们的颠覆和打击是巨大的，系统缺乏长线的考虑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社会流动性问题又怎么解决，我认为这种社会变革带来的颠覆也是巨大的，我们需要探讨新政商关系，包括新社会契约的时代。在这种新的变革的形势之下如何探讨新的领导力的问题，而新的领导力至少涵概三块内容，我们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合作，希望重新鉴定领导力，能够把东方和西方的智慧融合到一起，能够把企业NGO和政府的实践融合到一起，如何更多的把长线的考虑带到领导力的鉴定之中，这是三个重要的突破和创新。更大的梦想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进而解决全球的问题实现东西方双向交流，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全球重大问题都是西方主导，我们东方人，包括中国也包括日本，我们主要是追随者。大的问题，西方人提出系统解决方案，我们东方人做配合支持，我觉得这个时代必须结束了，东方人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这能力，对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系统解决方案，西方人做配合也是有可能的，这是我所谓的东西方双向交流的时代，如果这个能够形成，我也坚信也许这就是新的一轮文艺复兴和启蒙的开始。这是我看到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几大变革，当然最近发生的反恐事件和地缘政治的变革，也可能是重大变革之一。面向未来，尽管挑战巨大，中国经济挑战很多。不过，我是充满乐观的，第一，城镇化率相对比较低，远远低于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第二，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例，最新的数据过了50%，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人口红利，至少二次人口红利的到来，在诸多行业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有的是第二大消费市场；第四，新一轮放松管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发达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不需要通过创新都会产生增长，这是核心打法之一，放松管制。很多行业没有放松管制，从石油石化到电信、金融、传媒，到文化创意产业，到体育卫生，医疗卫生是美国第一的行业，占美国GDP17%—19%，我们占5.3%，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放松管制都会产生爆炸性的增长，不需要通过创新都会产生爆炸性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此外，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我坚信儒家思想影响经济圈在世界经济的地位是巨大的，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大中华地区乃至越南。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必须改进的地方，比如我们长江商学院就一直在提倡全球视野。我们中国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和在座的日本企业家是有差距的，我们和美国的企业家没法比，美国企业家开口闭口都是全球问题，我们中国企业家讲的比较多的是中国问题为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没有全球视野很难做到全球资源整合，很难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因而，必须要培养起中国企业家的全球视野，以担当精神进行创业创新，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从而迎接新一轮文艺复兴和启蒙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