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

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2011-04-1918:12:15梅尔清【英文标题】AWorldofPrinting:Book,PrintingCultureand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作者简介】[美]梅尔清(TobieMeyer-fong)，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评介了美国和日本学术界不断发展的有关中华帝国晚期书籍史的研究，并部分涉及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成果。相关研究已经逐渐脱离了对印刷出版技术史的关注，越来越多地涉及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文中还着重讨论了本领域研究所关注的中华帝国晚期出版业的“地域性(place)”问题，这一概念兼具空间方位与社会结构两方面的涵义。【关键词】印刷世界书籍史出版文化晚期中华帝国引言从晚明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生产和消费书籍的浪潮。印刷出来的纸张被装订成册、盛函入匣穿行于不同的空间和社会阶层中。它们的轨迹昭示了更为宏大的社会、思想、经济和文化模式，也揭示了读者、作者、出版商、消费者参与建构的各种身份。本文评介了美国和日本学术界不断发展的有关中华帝国晚期书籍史的研究，并部分涉及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成果。相关研究逐渐脱离了对印刷出版技术史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涉及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本文还将着重讨论本领域研究所关注的中华帝国晚期出版业的“地域性(place)”问题——这一概念在此既有地理方位上的意义，又可以解释为书籍的读者及出版者的社会地位。一书籍的世界生活于16世纪的唐顺之(1507-1560)曾叙述道：“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唐汉以前亦绝无此事。幸而所谓墓志与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①这里，唐顺之道明了书籍既是普遍存在的又是短暂易逝的。他嘲笑了这些新贵和暴发户身上的虚荣——这些人出版自己作品的渴望忽然变得现实了。唐顺之沮丧的观察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阶层。他刚好生活在晚明出版业的繁荣势头呈现之时，他的话也反映了对无处不在的变化的清醒认识。唐提醒我们，印刷出来的文字拥有象征权力，即使对那些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世界里，书籍有多种功用，是承载知识的物件、供研习的版本，是在商业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抑有进者，书籍具有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这一意义或通过人们拙劣的模仿折射出来，或是在人们对声望的追求中展现出来。近年来，作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原始资料和研究对象，中国书籍的研究潜能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历史大背景下探讨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呈现了更为宏观的思想、社会、政治及文化走向。如此的研究也体现了学术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中国史进入以世界和欧洲书籍史统领的国际学术舞台，与我们的同行展开跨领域和跨学科的交流。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对书籍出版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与那些被唐顺之嘲笑的文集不同，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值得一读和珍藏，它们已经开始占据我们的书架。这个领域尚在发展，毫不奇怪，与其相关的学术术语仍在变动之中。在中文语境里，书籍史、印刷文化和出版史之间精确的界线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尽管这些术语都是从有关西方近代早期的历史研究中借用而来的。对学术术语的使用有些宽泛，这也确实部分反映了本领域研究的现状。总的来说，“印刷史”这个术语主要从技术角度研究印刷业的历史，“书籍史”、“出版史”和“出版文化”都展示了作者对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关注。这些术语也引出了“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Circuit)的概念，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将这个概念定义为：通过作品的生产、发行和消费等事务，将作者、出版商、销售商和读者连接成一体的网络②。因此，这些术语关注于生产者、读者、生产的方式和市场机制。“书籍史”这个术语特别表明了一种比较研究的取向和一种要求，即参与到论述近代早期出版业的广阔与自觉的超国界知识活动中去。书籍史是建立在多种研究取向之上：首先是“年鉴学派”强调的量化研究及研究出版背后的社会动力；其次是近年来不断引入、并渐有取传统而代之的理论驱使下的新兴趣，关注读者群体、交流循环、日常阅读活动中的身体实践；最后是残存的对手稿研究的兴趣。出版史和出版文化承载着类似于书籍史的一些功能，其保持着分析的广度，但是没有比较研究的议题。“印刷文化”(PrintCulture)这一术语涵盖了更为宽泛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原始资料除了书籍以外，还包括如单张印刷品、新闻报刊和插图等。研究对象是围绕着印刷品的生产与消费展开（或受其影响）的文化实践的整个内容③。研究课题涵盖了身份(Identity)、社会角色、阶层差别和阅读的历史等。印刷文化的概念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乎取代了文化史，因为很难想象一种不包含这些内容的文化领域。近来有关中国出版历史的研究层出不穷，呈现出超越国界的景象，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对这个领域抱有极大兴趣。然而，学者群体之间的互动并不均衡，美国与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亲缘关系十分明显。例如，大木康和井上进(InoueSusumu)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本文也将详细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书籍史的中文成果则关注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自身和他们的外国同行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本土的书籍史研究是特色鲜明的传统书目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传统长期以来注重于目录编纂、版本研究、训诂学、印刷技术史、书籍收藏和校勘等领域④。很大程度上，美国学者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利用中文学界的出版成果，他们叹为观止于参考书目的精深，将其当作航行于浩瀚史料之海的指南。正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20世纪早期出版的叶德辉的作品⑤，以及张秀民的研究成果，都被广泛引用⑥。不过，有迹象表明大洋两岸之间的学术契合正在出现，双方（因不同的原因）对地方与区域出版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交流与对话正在开展，新的参考工具和目录也得到共享。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的研究，那些过分强调古籍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法，都遭到摒弃⑦。相应的，他们自觉在相关的广阔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书籍，同时亦主张重视出版实践。他们声称，因为成本低和普及广，雕版印刷更为重要，特别当和相对昂贵且利用较少的活字印刷术相比时，更是如此⑧。其他学者提醒我们注意几个世纪以来手稿与印刷书籍同时存在，事实上，直到20世纪，手稿也一直是一种文本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⑨。他们集中关注于普通版本而不是收藏家们的珍藏，有意提醒大家注意以前所忽视的时段、类型与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⑩。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这最能贴切地反映出“交流循环”现象，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的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的生产(11)。学术界的这种趋势倾向于忽略非商业的书籍流通，比如礼物馈赠等，并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个人等通过官方渠道资助的以提高学术声望的荣誉性出版活动(12)。从方法论角度讲，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书籍史研究有密切关联，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印刷语言(printedword)的比较对话中，中国书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边缘位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亚洲出版商们印行的书籍卷帙浩繁，但是中国——事实上，通常来讲是东亚——在绝大多数有关书籍的世界历史著作中，仅仅出现在脚注之中(13)。1996年《中华帝国晚期》(LateImperialChina)杂志推出专刊，标志中国出版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初次登场，研究法国书籍史的著名学者夏特里埃(RogerChartier)撰写了导言(14)。尽管如此，其后出版的新的有关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可能因为面世时间尚短，还未对整个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欧洲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里依然突出。面对以国界与语言划分的文化范畴和研究领域，这条变化中的书籍史研究的启发性途径似乎突然黯然失色，丧失了活力(15)。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但是大多数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学者，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社会和文化产品，或一种政治力量，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阅读实践，从而使柯文(PaulA.Cohen)在198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得以不朽(16)。本研究综述将关注于过去十五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中国书籍史及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尽管本文涉及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展现出比较研究的趋势，在亚洲与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书籍的地位，也是个诱人的题目，但是目前尚无法实现。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考察传统的关于中国出版史的时期划分。书籍在历史时期中的“位置”(place)是产生学术争论的根源，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也许能促使我们质疑当下通行的时代划分。第二，地方性研究已成了书籍史中成果卓著的领域。将文化和物质生产安置于特定的空间语境中，这样的研究使得我们能从书籍流通的视角去考虑区间贸易网络、商业和交通运输状况。第三部分则重新考察书籍在中国历史中的社会地位：最基本的问题是，关于书籍生产者（包括作者与出版者）和消费者的社会位置(socialplace)，我们都知道多少？书籍怎么样流通？预期的及实际的读者怎样得到书籍？第四，书籍是变革的动力，它影响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的定义，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现，晚明尤甚，本文将讨论此间书籍的活动舞台。最后，文章将评价已有成果中对政治权威和印刷之间关系的研究。二时间中的书籍无论他们是在相对广阔的长时段历史趋势中阅读书籍史（如井上进，周绍明，贾晋珠），还是识别地方瞬间出现的巨大变革（如周启荣，大木康，SusanCherniak），学者们笔下的中国书籍史和印刷史发展轨迹与商业关系、文化、政治、思想和印刷语言的发展紧密相关。一个因果问题似乎呈现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可能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办法回答：书籍是历史变革得以实现的推手么？或者说书籍可否标志时代的变迁？具体言之，学者们已经提出许多问题，印刷术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印刷的书籍到底什么时候取代了手稿成为主要的文本媒介？如果朝代究其根本是一种政治建构，它能成为划分出版史研究时段的有效单位吗？一些有关历史编年和开端的问题，虽简单但不断引发争议，这些能为我们探讨中国出版史研究中关注的国家与社会、精英和大众（顺便提及，还有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互动等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吗？我们应该在一种一元化的“帝国晚期”话语下讨论出版问题吗？就像包筠雅提醒我们的那样，“在这个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起步时期，明清晚期看似一个连贯的统一体，不过未来更加细致的研究可能会显示出打破这样一个四世纪漫长时段的需要，取而代之以更短的时段划分”(17)。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断提及有关出版史年代系谱与时期划分的问题，现在就让我们对此加以考察。日本学者井上进考察了长时段中的中国出版史，他的著作《中国出版文化史》(Chugokushuppanbunkashi)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在这部至少名义上是关于出版文化的著作里，井上进的研究起于书籍诞生的战国时代——这要比印刷术的出现要早上几百年，止于辉煌的（至少从书籍消费的观点来看是如此）明代最后数十年(18)。在这一过程中，井上进揭示出书籍文化一方面逐渐向社会下层扩散，另一方面从帝国中心向外围扩展，他详细阐述了政治发展与书籍文化的繁荣和局限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张的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收藏、购买书籍，通过在长时段背景下考察这种书籍文化——特别是书籍的消费，井上进展示了国家集权与书籍以及它们的消费者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此处，书籍突出体现了朝廷和居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之间的微妙互动，这些精英的组成与身份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也发生着变化。这个主题贯穿于井上进的研究，他认为16世纪后半叶雕版印刷品之取代手稿，并不是因为印刷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知识阶层、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井上进承认在南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印刷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