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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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发达国家政府掀起了新一轮的行政改革热潮。其间,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了“企业家政府”这一概念并进而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理论,指出应该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或重新塑造政府。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宗旨就是试图把企业管理的精髓移植到政府中来,通过改变官僚政府内部的管理机制和内部驱动力,来达到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目的。一、企业家政府理论产生的背景。任何一种类型的政府体制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奥斯本认为,官僚制的政府组织形式之所以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内经久不衰,其原因并非仅仅在于它的高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更在于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它向人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职业,向社会显示了公开、平等的精神,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服务。然而,他认为,今天的社会环境与官僚组织产生的环境大不相同。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瞬息万变,全球市场的形成使原来的经济体制面临巨大的挑战,信息技术的发达使普通百姓也能像他们的领导一样获取知识和信息,教育水平的提高使脑力劳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人们对市场的需求也趋于多样化。这一切都要求体制必须是灵活的、适应性强的;要求产品和服务必须是高质量的、多样化的;要求政府能给予其人民更多的权利和利益。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官僚体制显然越来越不适应了。因此企业家政府理论便应运而生了。二、企业家政府的基本特征与改革政府的十项原则。一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即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做好决策工作,而把具体的服务性工作承包给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去做。这样,政府可以居高临下,用政策吸引竞争者,保持最大的灵活性来应付变化着的环境,出色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二是重妥善授权而非事必躬亲:即政府的行政专家们在公共管理中不应事必躬亲,而要善于授权,应注重发挥被服务对象的主动性。三是注重引入竞争机制:即政府应通过各种形式引入竞争机制,增强成本意识,提供优质服务,改善行政管理。四是注重目标使命而非繁文缛节:即政府应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只是简单地界定基本目标和任务,再根据这一目标和任务制定必要的规章和预算,然后就放手让雇员去履行各自的责任。五是重产出而非投入:即政府应注重效果,评估政府各部门的表现及对其进行资助应以其政策效果为依据,而不是依据项目的多少。六是具备“顾客意识”:这里的“顾客”是指政府公共组织的服务对象——公民,政府应重视顾客,应受顾客驱使,其工作的宗旨是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七是有收益而不浪费:即政府不应仅仅靠预算度日,而应具备一种“投资”观点,学会用各种形式集资、赚钱,为回报而投资,变管理者为企业家,变花钱政府为赚钱政府。八是重预防而不是治疗:即政府应该着眼于以预防为主,而不是通过事后服务来挽回损失;应该是有预见力的政府在作出决定时,尽可能考虑到未来。九是重参与协作的分权模式而非层级节制的集权模式:即政府应效仿企业领导者的做法,将集权式的管理权下放,将政府的层级节制模式变为参与协作模式,实行参与式管理。十是重市场机制调节而非仅靠行政指令控制:即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要善于建立市场机制,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注重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有效结合,以市场为依托,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三、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发。结合我国今天的改革实践,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很多方面依然具有生命力,并且对我国的改革实践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灌输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在于不断创新、变化,能对社会发展和变迁作出创造性回应,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地方,运用新的方式使用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和效能。公共部门长期受官僚体制的禁锢、僵化、教条,形式主义泛滥,缺乏改革与创新意识,因而用企业家精神来引导和推进政府改革是政府传统行政模式转换的首要动力,也是企业化政府必不可少的精神特征。(二)转变工作态度,强化服务意识。尽管我国政府部门作风整顿频繁,但“话难听,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状仍较为普遍。工作缺乏主动性,敷衍塞责,遇事推委。一些工作人员见事就推,见难就躲;对群众的诉求和利益常常置于脑后,为民服务不热情,态度冷淡脸难看;有利的事争着干,麻烦事互相推。为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转变行政人员的工作作风,提高其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三)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这次改革的一大亮点,就是突出强调职能转变,并从“政府—市场—社会”的大视野中,将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进。推进职能转移,着力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进职能下放,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进职能整合,着力解决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提高行政效能;推进职能加强,着力解决国务院部门抓大事管宏观不够问题,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注重完善制度机制。这“四个推进”,既强调简政放权,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也强调监管责任,该管的要管住管好,符合现代公共管理改革的大趋势,也符合中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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