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选择

制度的选择张五常前言制度的选择是今天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个人之见，这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了。几年前美国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会」，今天举世知名，而最近又加上「高斯学院」，并驾齐驱，好不热闹。然而，从经济学分类中的比重看，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不及在中国那样受到重视。中国的偏爱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虽然数学在今天的经济学无处不在，但谈到新制度经济学，不懂数的也可以一抒己见，没有谁会说你不懂数就不懂。制度是真实世界的事，是每个人的经验，只要有洞察力就可以作出贡献。那石破天惊的高斯定律是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有机会想出来的。第二个原因，是今天在中国比较年长的人，在经验上对制度的认识一般地超出西方的经济学者。制度的不同对生活的差别有决定性，他们都知道而又相信，虽然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对那所谓市场经济还有存疑之心。不管怎样，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对不同制度的运作与效果好奇，提出质疑，希望多知一点。第三当然是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了。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革命，不管我们认为还有数之不尽的问题，贪污成市，法治糊涂，但制度的改革使生活的改进一日千里，有目共睹。同样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放。不是放得像香港或欧美那样宽，但比十多年前是宽得多了。今天在国内大学的求学气氛，我遇过的只有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可与之相比。这几年，我到大陆讲学不下三十次，所到之处，学生与老师朋友所提出的，大都是关于制度或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答来容易。但我想，如果时光倒流四十年，以作研究生时的经济学知识，我是不能回答他们大部分的问题的。当年的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历史与一些不知所谓的数字，加上几张清单，说资本主义什么好什么坏，社会主义什么好什么坏之类的文字，又或是马克思怎样说，熊彼得怎样说，等等。这样的学问是一潭死水，不可能回应今天中国青年需要知道的。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H.Coase）到瑞典领奖，我到那里与他相聚，大家谈起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我们数十年耕耘的所得很有点失望。我们还需要知道的多的是。认真研究的人永远都觉得没有寸进。但一分一分地进，日以继夜，过了二三十年，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还是发现今非昔比，觉得世界是比昔日的简单得多了。好些人说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始作俑者，那大概是对的吧。六十年代初期起全力参与其事的，只有四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师艾智仁（A.A.Alchian）。艾师后来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主要是他当年的口述传统。第二个是德姆塞茨（H.Demsetz）。此君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他的改卷员，不觉得他怎样。但六二年他转到芝大，遇到了史德拉（G.J.Stigler）及高斯，一下子变作天才。六三年艾智仁秘密地给我阅读一篇隔行打字六十多页长的、德姆塞茨写的关于交易费用的文稿，清楚而又有说服力，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三个应该最重要。那是高斯。他在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与六○年（印迟了，六一年出版）发表的《社会耗费问题》，深不可测。这两篇文章我反覆重读，从六二年读到六五年。高斯定律始于五九之文，定于六○之作，但定律之名是一九六六年，史德拉再版他的《价格理论》一书时提出来的。高斯本人不认为他有什么定律，我也是那样看，但定律大名一起，要禁也禁不住。以人名为定律，经济学从来没有高斯定律（CoaseTheorem）那样大名。此定律将会百世流芳是可以肯定的吧。第四个轮到我。不是说我的功力如何，而是说早期全力研究产权及交易费用的，我是四个人之一。当时我是研究生，最年轻，可谓童子无知，躬逢胜饯。六三年读了德姆塞茨的长文稿，而更重要的是受到高斯及艾智仁的感染，我决定博士论文要在产权及交易费用那方面下注。艾师当时是反对的。他认为这些题材太困难，不是一个研究生要染指的。他说得清楚，要拿博士，找些比较肯定有收获的下注，产权及交易费用是博士后才可以下赌注的。坚持己见，转了几次论文题目我归宿于佃农理论。影响这理论的有三部分。其一是洛杉矶加大三位老师传授的价格理论；其二是以高斯的想法推理；其三是戴维德（A.Director）的捆绑销售口述传统的启发。于今回顾，虽然我在《佃农理论》中没有感谢戴维德，但主要是他的影响使我后来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始创人。戴老的捆绑销售显然是一种价格安排，是电脑租用合约中的一部分，而这安排是一个选择。于是，考虑佃农分成，虽然没有明显的价格，一开始我就把分成作为一种价格安排，而佃农是一种合约，是选择的结果。要是我不从合约与竞争的角度看佃农，其理论我可能永远想不出来。今天盛行的合约经济学，是从佃农理论开始的。想不到，今天盛行的雇主与代办（principal-agent）的分析，也是始于佃农理论。我从来没有刻意地研究过雇主与代办的问题。我的兴趣是合约：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制度》，六九年发表的《合约的选择》，七○年发表的《合约的结构》，七二年发表的《旧中国的婚姻合约》，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八三年发表的《企业的合约本质》，九二年发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九八年发表的《交易费用的范畴》等，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都是与合约有关，以合约为重心下笔的。我是六七年到芝大去的。当时该校的经济系如日方中，加上商学院与法律学院不分彼此的经济学同事，其实力之强史无先例（当年的同事后来有八个拿得诺贝尔奖）。是紧张刺激的学术气氛，研讨会天天有，图书馆好得出奇。虽然是博士后而又转为助理教授，我在芝大的意识是自己是学生。从早到晚疲于奔命，旁听呀、研讨呀、授课呀、评审呀、写文章呀，跟就是晚上的酒会，半醉回到国际学生宿舍，要工作到凌晨三时才睡觉。在芝加哥的日子中，与我谈得最投入的是高斯。我们的兴趣相若，而他喜欢先假设一个答案才思考的方法，吸引我。戴维德与德姆塞茨当时在芝大，六八年艾智仁到那里造访一年，而史德拉的研究兴趣，有一部分是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当时的研究，是集中于合约选择与租值消散这两个题材上。前者我认为是唯一可取的探索企业（或公司）的本质的途径；后者是产权的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高斯定律。时间没有白费，我在芝大写了关于合约的选择与合约的结构两篇文章，是比较重要的作品。但当时我日思夜想的关于企业的合约本质，却要到十四年后才发表。因为西雅图的海，六九年我转到那里的华盛顿大学。该校的经济系不知我是何方神圣，从来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只是听说一个中国学生听而不闻，思想怪异，就给我一个副教授，一张终生雇用合约。莫名其妙，只到了那里三个月，同事们就投票一致通过升我为正教授。我可没有提出要求。麦基（J.S.McGee）在华大第一个认为我怪得有理。他是戴维德的嫡传弟子，是首屈一指的反托拉斯专家。我知道他得到戴老的捆绑销售的口述真传，就求教于他。研讨了个多小时，他就奔走相告。巴赛尔（Y.Barzel）是收到麦基的广告才读我的文章的。华大的回顾，永远是巴赛尔的影子。他和我共事十三年，互相影响，我欠他实在多。但他今天成为举世知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元老之一，我受聘于华大可能有点作用。我这个人不可救药，自己有兴趣的天天想，说个不停，没有兴趣的我不管。巴赛尔和我合得来，是因为他喜欢听。我是看他的脸部表情来衡量自己说的是对还是错。巴赛尔的思想细致紧密，不容易过得他那一关。华大两年后，我开了一个研讨班，是为伸展自己的研究而开的。这班只有十多个学生，其中两个天分奇高（J.Umbeck与C.Hall）。他们今天还不是大师人物，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座的还有系主任诺斯（D.C.North）。加上巴赛尔及麦基等人，华大当年在新制度经济学上热闹过一段日子，使外人后来有间中称为「华盛顿学派」的。但结果能杀出重围而名满天下的，只有诺斯一个。他以新制度经济学搞历史而获得诺贝尔奖。回头说六八年在芝大写好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内，我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概念，是说合约签订后双方都会有不履行或散漫或欺骗对方的意图，而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卸责意图的「边际」。我不重视这概念，是因为不同的卸责意图可用不同的交易费用角度来处理。二者只能选其一，二者皆用是重复了。我和高斯研讨了好一阵，决定选交易费用而弃卸责。原因是交易费用在原则上比较容易观察，可以量度，因而有机会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卸责呢？我想不出怎样量度，想不出有什么假说可以验证。但跟艾智仁与德姆塞茨本卸责这概念，于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关于经济组织的文章。是这篇文章触发了后来以威廉逊（O.Williamson）为首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理论及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不会勒索、欺骗，或不会看风驶，识时务者为俊杰地争取机会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从来没有说过人不会博弈。困难是我想不出怎样可以把卸责或博弈作为理念，而推出一些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当年我认为不能；今天还如是看。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些理念下有学者提供过有说服力的假说验证。因为上述的原因，本卷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他家所说的有好些地方不一样。虽然这门学问在六十年代兴起时，我算是个正选人物，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与他家分道扬镳，一士谔谔，感到寂寞。我是顽固的。我的顽固是因为我坚持如果推不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费心思。既然没有证据经济学可以改进社会，解释世事是剩下来的唯一用途了。究竟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在哪里呢？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历来有两方面。其一是资源的使用（resourceallocation），其二是收入的分配（incomedistribution）。加上货币，把一个经济的整体加起来，就成了宏观。传统的制度分析也离不开这两方面。很不幸，这传统完全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产权、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这样，不仅旧一套的制度分析与制度无关，而就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漠视了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行为或现象的解释就不可能有大作为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会导致不同的安排，而不同的安排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安排就是制度了。选择安排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部。前两卷对行为的解释，或明或暗地我都以一些制度的安排为基础。本卷是回到基础那方面去。第一节：庇古的分析推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中心人物，是庇古（A.C.Pigou,1873-1959）。这位在剑桥承继马歇尔的讲座教授者，写了两本关于福利经济的书，而最重要是一九二○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TheEconomicsofWelfare）。是巨著，差不多整本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庇古的长处，是采用例子很富想像力。但他的分析能力并不超凡，喜欢把一般是同类的例子分类，使论点混淆不清。庇古最弱的地方，是对事实的考证马虎之极。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在事实考证那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马歇尔马虎，庇古更马虎，而与庇古同期的凯恩斯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庇古最有名的关于社会成本的例子，是一家工厂污染邻居。他在书中只用了一句话提到这例子，但因为浅白易懂，也就成了名。一家工厂为了生产而污染了邻居，但工厂不用向邻居赔偿。工厂于是只算私人成本，即是工厂本身需要支付的生产费用。但因为生产而对邻居的污染，其损失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社会成本是工厂生产的私人成本加邻居的污染损失。在不用赔偿给邻居的情况下，社会成本就高于私人成本了。按照庇古的理论，工厂若不赔偿给邻居，政府就要干预，以抽税的办法使工厂减低产量，或迫使工厂搬迁。骤眼看来，这样的分析若加上数字示范，看到社会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产值，政府的税率应该是多少非常明确，所以分析有说服力。一个大学生，上过一课庇古的分析，就可能认为自己懂得怎样改进社会了。后来凯恩斯学派对国民收入增减的数字分析，也同样地可以使学生在一课之内觉得自己学会了济世之法。经济学被认为可以改进社会，这些「秘方」就是原因。庇古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大地如茵的禾田，火车从中穿过，其火花损害了谷稻，也不用负责。这例子有个真实的笑话。一九六九年，史德拉与艾智仁旅游日本，坐火车穿过田地。他们问火车上的管理员：近于车轨的农地是否因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回应，是近车轨的地价较高，因为火车的声浪把吃稻的飞鸟吓跑了！在庇古的巨著中，长篇而大论的例子是农业。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