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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悲剧——读《红玫瑰与白玫瑰》有感也许每个男人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在佟振保的生命里也出现过这样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圣洁的妻子，一个是热烈的情妇。留学期间振保曾因拒绝过玫瑰的求欢而获取了柳下惠的好名声。回国后，他与老同学王士洪风情万种的太太王娇蕊互相吸引，可是振保因为不想为此情承受太多的责难，拒绝了娇蕊的求爱。后来，在母亲撮合下，振保娶了身材单薄、静如止水的孟烟鹂。她无法唤起振保的性欲，振保开始在外边嫖妓。当他发现了在他的阴影里没有任何光泽的白玫瑰烟鹂和一个形象猬狎的裁缝关系暧昧后，就开始在外边公开玩女人，一味地放浪形骸起来。有一天，他在公共汽车上巧遇了他生命中的红玫瑰娇蕊，她已是一种中年人的俗艳了。岁月无情，花开花落，在泪光中，振保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已是一种现实中的幻影。旧日的善良一点一点地逼近振保。《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诸多作品中一部广为流传的中篇小说。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普通人隐秘的心理与情结，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人们的情感、婚姻生活，揭示了传统与现代融合下男权社会中女性难以摆脱的悲剧人生。小说中作为“红玫瑰”的王娇蕊和作为“白玫瑰”的孟烟鹂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不论是在她们保持本性之时，还是做出改变之日，都没有得到过佟振保一丝半点的真情。“红玫瑰”王娇蕊在遇到振保之后学会了爱，但也因此失去了振保。她选择回归到传统的家庭生活中，变成一朵乏味的“白玫瑰”。“白玫瑰”孟烟鹂曾把丈夫佟振保当作自己的“天”，但也因此迷失了自己。在空虚孤独的婚姻生活中，她和裁缝有了奸情，成了人家的情妇，变成了一朵“红玫瑰”，变成了“放浪”的女人，但也因此让丈夫更加鄙视她。自此，“红玫瑰”和“白玫瑰”在无意之中完成了角色上的互换。两朵花，或娇艳动人，或圣洁美丽，婚姻和感情的完满幸福总是和她们擦肩而过，因而只能留下无尽的哀叹。从社会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封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时代，男权意识仍然是社会的主导意识。在这种意识主导之下，女人一旦威胁到男人的权威，必定会受到惩罚，王娇蕊和孟烟鹂就是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虽然在当时也有一部分女性也曾试图冲破传统的束缚，她们上新式洋学堂，穿新式洋装，出入各大交际场所，努力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但性别仍然束缚着她们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就像作品中的娇蕊，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但是却也最终无法真正冲破传统的束缚，依然为传统所不容。作品中红玫瑰和白玫瑰分别象征了男权意识中既定的“妻子”和“荡妇”的形象，一方面，男人们容易因为感官的刺激被红玫瑰吸引，但是理性上又否定这种女人给予的特殊的享受；另一方面，他们在理性上肯定白玫瑰的贞洁，而在感性上又对此感到欲求的不满。不论是在古代封建社会，还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以小说中佟振保为代表的男性仍然不在少数。以佟振保为缩影的这一类男性，他们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接受过传统的中国教育，又经过西方文明的洗礼，思想和行为一方面受制于传统的礼教，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接受了某些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他们将女性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妓女和贞女”，另外一种是“情妇与妻子”。贪心的男人们渴望将这两类女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满足自己的性爱理想和婚姻理想。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男权意识和主导下，才培植出许许多多像红玫瑰王娇蕊和白玫瑰孟烟鹂这样变色的花朵。她们本来有着自己自然的本色，或鲜红，浓艳魅惑；或纯白，圣洁清纯，但在男主人公佟振保介入她们的生活之后，两朵美丽的玫瑰也为迎合他而寻求改变，最终也只能是萎谢了。女性，一直是张爱玲写作的中心，且多以描写女性人生命运为主，大都具有苍凉的悲剧意味，同时又饱含作家对于女性的同情和对人性，以及社会的反思。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她巧妙地以南主人公佟振保为主线，牵扯出两个性格不同，角色相对的女性，并将她们置于同样的生存背景之下，通过她们角色的反转以及性格当中出现的变化，深刻揭示出当时中国女性共同的生存困境：一个女人，不论是贞女还是荡妇，不论是圣洁的妻还是娇艳的情妇，都逃不开男权社会对她们的价值判断与约束。男权意识仍然是主导，男人们永远将他们的道德限制和人格限制强加于女人，这就使得她们总是处在生存的困境中，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徒劳。哪怕是到了当今社会，这个现象也还是屡见不鲜，值得我们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