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纪律概念的历史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严明政治纪律。这一要求既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又反映了党的优良传统。回顾历史，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要求：“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1〕同样在一大上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在谈到宣传工作时指出：“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有着为实现自己崇高政治抱负的纪律要求，表现出了与当时中国其他政治势力所不同的鲜明特点。但是政治纪律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演变却有一定的历史进程。一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政治纪律”最早的提出是在1927年4至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上。《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2〕，凸显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纪律的重视程度，对其与党的其他纪律进行了区别，初步体现出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同时，把政治纪律作为一个问题在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来，把组织建设与纪律要求结合起来，体现了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党的五大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表面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但也在加紧进行“分共”的准备。应该说，党的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强调政治纪律以协调党内行动应对危难局面是正确的。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年幼，并为此付出代价，但也同时表现出了极高的组织纪律性和政治上的进步。有学者指出：“把政治纪律放在突出位置，这既是中共处理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经验总结，也是适应国共合作的现实需要。这种制度安排，力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执行，是中共治党能力提高的重要表现。”〔3〕中共五大首次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二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政治纪律的决议案，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缘由为党的五大“对于党内政治纪律的整顿”。虽然“政治纪律”已由党的五大首次提出，但可能由于革命斗争任务的异常激烈繁重，加之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共产党内的时间并不长，当时参加了五大的领导人再次面对这一问题时却感到很陌生。周恩来曾经回忆说：“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4〕时任临时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也回忆说：“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前，我在党内已工作了好几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政治纪律’。因此，当罗明纳兹为了处罚起义失败的同志而提出‘政治纪律’这个名词时，我感到很新鲜。”《决议案》指出，政治纪律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具的最低条件”，并把是否执行1927年八七会议的总方针，即清除陈独秀机会主义、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作为是否违反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概念的历史考察●管玄同〔摘要〕政治纪律是党最为根本的纪律。作为一个概念，政治纪律从党的五大上提出，到党的建设领域的大量使用，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历史过程。树立讲政治的意识，把政治纪律与政治路线结合起来，并加大执行力度，党就能够继续保持团结统一并不断前进。〔关键词〕党的建设；政治纪律；历史考察〔中图分类号〕D26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254-（2014）14-028-03党建研究FUJIANDANGSHIYUEKAN➡⇨编辑／刘云钢陈晶28的标准。从这一文件可以看出，这里提出的“政治纪律”具有两点内涵：第一，遵守政治纪律是一名党员的“最低条件”，体现了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第二，政治纪律以党的总方针、总政策为标杆，不同于一般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相比党的五大，这就丰富了“政治纪律”的内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作出的思考与总结。需要指出的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居统治地位。虽然当时党内确实存在小资产阶级等错误倾向，“有不少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消极了，逃跑了，甚至叛变了”，但《政治纪律决议案》并没有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而是错误地处罚了一批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特别是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负责人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这时“政治纪律”成为“为盲动主义服务的惩办主义”工具。〔5〕正是由于这一背景，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没有停留于“政治纪律”表面的词义，这一点非常重要。三自从党的五大首次提出政治纪律，1927年中央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政治纪律决议案后，政治纪律的概念逐步为党内所接受和使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政治纪律的概念常见于党的文件或党的领导人的文稿之中。如1928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帝工作的指示》中说：“谁不虚心认识自己的弱点迅速的加以改正，而袖手望着客观机会过去，谁就是放弃革命的责任，在党的政治纪律上是不能容许的。”〔6〕这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作为以革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要讲的政治就是革命，放弃革命的责任无异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再如，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时，毛泽东要求人民军队“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7〕，从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一切行动与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区别开来，凸显了政治纪律对于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1936年4月，刘少奇指出：“党的政治纪律性与警觉性应更加提高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右倾的错误。”〔8〕作为当时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刘少奇的这一正确观点是对白区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说明了政治纪律无论对于苏区还是白区工作，都十分重要。再以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子恢为例，他在一次讲话中把新四军的纪律分为政治纪律、营内纪律、民众纪律三种，并把“（一）坚决抗日救国，（二）服从命令听指挥，（三）爱护老百姓”〔9〕作为政治纪律的内容。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军队整顿时也谈到过政治纪律，他对于有些坚持派性的人指出，“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这是组织纪律问题，又是政治纪律问题”〔10〕。在这些党的文件和各级领导人的文稿中，虽然都没有对政治纪律的概念进行集中概括总结，但经过梳理可以看出，政治纪律开始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政治纪律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反映了共产党人讲政治的传统，这一点使得政治纪律区别于军事纪律、组织纪律等其他纪律；第二，政治纪律在党内纪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政治纪律守不住，其他纪律就不容易守住，即使守住了党也会在政治上有所损失；第三，政治纪律具有高度的约束性。诚然，党的纪律无小事，凡是违犯纪律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惩处，但对于政治纪律往往要求更高，党总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政治上认识问题，形成了不可碰的“高压线”。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切实处理好讲政治与抓经济的关系，政治纪律的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文稿之中。比如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11〕与党的基本路线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成为新时期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复杂情况促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重视政治纪律。曾有人撰文指出，20世纪80年中后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政治纪律’的概念在报刊上出现的频率比较高”〔12〕。在新时期，对于政治纪律的又一次突出强调，是以“三讲”教育活动为重要标志的。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一次视察时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其中“讲政治”的现实指向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条件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的忽略政治的倾向。11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13〕与此类似的要求还多次出现在党的领导人的各种谈话中，从而把政治纪律与政治方向、政治立场等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为严明政治纪律指明了路径，丰富了政治纪律的内涵。之后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998年底至2000年底，开展了有70万人参加的“三讲”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观念。〔14〕1997年4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29锦涛在一次讲话中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也是根本的组织纪律和重要的政治纪律”〔15〕。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与政治纪律联系起来。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把党的政治纪律写入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前进道路上一系列新的伟大斗争，保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紧迫性不是松了，而是更紧了，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多次强调政治纪律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政治纪律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加强政治纪律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时不断加大对于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查处力度。如山西省运城地委原书记张怀英、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刘宾雁、中国作家协会原理事王若望、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许家屯等人违反政治纪律案件〔16〕，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查处的，在全国有着较大影响。在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通过党内法规建设维护党的政治纪律。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成果是2003年12月31日颁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第六章专门列出15条“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通过这些禁止性规定，进一步划定了政治纪律的红线。纵观新时期以来党的理论与实践，可以发现，政治纪律的内涵、特征既与党的传统相承接，又有新的发展：第一，承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被明确为党的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第二，政治纪律的敏感性进一步加大，对于党员干部在坚定政治立场和提高政治敏锐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政治纪律更具强制性和规范性，对于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查处力度在加大。五从党的五大首次提出政治纪律，到如今政治纪律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和常用概念，已走过了90多年的光辉历程。从历史的角度看，党在政治纪律上到底有哪些值得汲取的经验或教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牢固树立讲政治的意识，是政治纪律必须遵守的前提。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是带领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党内政治观念浓厚，这一问题不甚突出。如今面临全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这一问题开始显现。对此，邓小平曾经告诫，“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17〕。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敏锐地觉察到党内政治意识淡薄的危险，进行了“三讲”教育的新探索，从而把讲政治的意识再次在全党树立了起来。新世纪新阶段，只有继续在政治意识教育上下功夫，才能消除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政治纪律是“软”约束，可遵守可不遵守等错误观念。第二，要把政治纪律与党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把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同样的道理，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保障，党的纪律要求也应该与政治路线——即与党在一定时期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更不用说作为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政治纪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纪律就会走入歧途；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纪律就可以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第三，政治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一个政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果没有政治纪律的约束，如果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对于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不认同，在政治上与党离心离德，党就必然丧失战斗力，甚至失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在当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加大对于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查处力度，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进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至关重要。注释：〔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2〕中央档案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