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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我们所知道的西方中古文明不是一个地区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自从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一直到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一场深刻的变革一直在欧洲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直至把它变得同以前大不一样。新的欧洲文明因其带有显著的宗教特色而被称之为基督教文明。信仰时代开始了，连同它所孕育出来的全部产品，都不再重复希腊罗马文化的古典风格。尽管这样，文化上整合的痕迹仍然是掩盖不住的，在基督教精神的笼罩下，这里仍然有由大海与田野风光孕育出来的古希腊式的浓郁诗情和古罗马帝国的制度，只不过日耳曼人的生命活力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成了时代的昀强的声音。蛮族部落文化与基督教结合的后果是创造了一种骑士尚武精神与基督教受难、赎罪观念的奇怪混合，暗示出原始活力如何同禁欲精神相抗衡的悲剧主题。正像人文主义者笔下的与风车作战的堂·吉珂德，在整整一千年中，西欧人一直无法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深刻矛盾，他们既痛苦又无奈地同包括自己在内的周围一切进行永无休止的战斗。尽管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时代，我们却总能透过布满城堡和教堂的中古景色，看到一种很不精致的封建制度和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方式在欧洲兴起：政治是分散割据的，社会几无安全和秩序可言；通过采邑的层层分封骑士们结成了领主和附庸的关系，但基督教会却宣称它高于世俗权威，从而构成了教会对于世俗政府的限制，罗马帝国的崩溃和蛮族的入侵使欧洲的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发展非常缓慢；常年的战争使得地方领主成为地方上的保护者和剥削者；因战争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采邑、庄园等制度正在把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变成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环境里，中世纪的欧洲长期生活在没有保障的社会里，精神不免走向悲观和虚无，这正好为宗教的盛行铺平了道路。不久，社会结构、绘画、音乐、建筑、民族性格以及生活方式的各个细节中，都带上基督教的色彩。随着教堂和修道院的修建，追求知识转变为研究彼岸的学问，这其实不过是缺乏秩序的社会现实在价值和思维方式上的反映。与其说中世纪的西方人在张扬一种庄严肃穆的宗教精神，还不如说他们是在痛苦的灾变面前，期望通过生活的宗教化来为自己找到一条脱离苦海的精神出路。文明整合和宗教社会的兴起信仰时代兴起于罗马时代，但只是到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它才获得真正发展。从世界的范围看，欧洲这块不算很大的土地，似乎一直在经历鲜明的文化断裂或突变。例如：古希腊的文化是充满诗意的，它一直企图保持极大的诱惑和极大的克制之间的动态的平衡。接着，是罗马的军团、法律、秩序以及那些具有雄浑风格的帝国建筑，这都是古代的希腊人所短缺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击溃罗马的日耳曼人不仅给欧洲注入了活力，也给欧洲带来了原始的部落习惯和野蛮的军事制度。基督教兴起可以说是带来了另外一种景象：它公然宣称禁欲主义是合理的，并要世人都承认自己有罪，只因为希望和光明只能存在于彼岸的天国。以后的发展仍然是色彩分明的，如新教和天主教，人文精神和经院哲学，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尽管西方学者一直在寻找其文明发展的延续性，我们却惊叹西方文明发展中的断裂特点，因为这种通过断裂来推进文明的方式，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从这些情况我们得知，用来储存西方文明之液的酒瓶在构造上一直显得非常脆弱。构建中古西方文明的第一种元素是古典的希腊文化。希腊人爱美，爱文化，爱科学，也爱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高尚竞争。尽管希腊人对于精神和肉体的问题极其敏感，但希腊人主要崇尚的还是个性展示和理想主义。柏拉图认为现世是需要加以改善的，他写《理想国》，目的是要改善社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浪漫的哲学已经变成为实用的理念。他在方法论上是中庸的，但他培养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并使后者成了一位狂热推进希腊文化的君主。在亚历山大的战车周围，总有一大批学者在搜集各种珍品，并且建造图书馆。这种世俗的文化理念，仍然不断地在中世纪基督教会的框架内发展着，成为一种影响西欧政治、艺术、制度、伦理的文化力量。第二种基本成分是罗马的文化。罗马文化是剑的文化，它强调理性、功利和实用，因此制度和法律在罗马帝国时表现得很充分。罗马文化强调制度化，却不能理解希腊人的理想和精神之爱。当然，罗马帝国的灭亡不完全是出于它的文化特性，更重要的是它缺乏一种内在的凝聚力，一旦势力衰退，瓦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帝国崩溃了的废墟上，人们建立了一种与生活比较接近的体制。尽管这样，中古欧洲的兴起意味着罗马时代的地中海帝国文明的结束，也意味同罗马时代的城市文明告别。第三种基本的成分是基督教。它融古代的伦理和教理于一身，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超个人、超家庭甚至超越国家的普遍的精神纽带，并且期望通过传教把强调个性的希腊文化、强调国家、军团和法律的罗马文化和强调血缘、家庭的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基督教文明的时代特征。当然，社会的基督教化只是从整体上来说的，教会在昀初并不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但是，因为宗教的超越性，以及教会不断在发展的同时补充自己，善于吸收希腊、罗马文化精髓，终于使自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从而把中古欧洲推进到了基督教文明。第四是日耳曼文化，它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它的野蛮传统、地方主义和强调血缘的传统，对中古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四种文化元素之间在公元800年时出现了奇妙的粘合。查理大帝在教堂祈祷的时候，教皇把一顶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并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个日子，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诞生日。历史学家对查理加冕一事赋予特别的注意，原因在于这意味着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文化整合完成了。其中，希腊人的放大了的个人精神被缩小了，同时，罗马过于扩张的强大体制也受到了遏制。相反，本来不显眼的日耳曼人的家族和血亲原则却得到了加强，同时基督教成为一条纽带，把以上三者都联系了起来。这次文明大整合，从罗马帝国后期算起，一共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注意到，通过这次大整合，欧洲政治的结构得到了改善，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基督教四种文化因素的比例得到了调整，这就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基础。 此时，三个社会集团出现了。第一个是带有军事性质的领主附庸集团，它是在日耳曼人的家族血缘制度、亲兵制度和罗马的军事体制中逐渐产生出来的，与同样带有军事色彩的领主、农奴制度相结合，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贵族等级制度，形成了欧洲军事封建主义的框架。第二个是从日耳曼人的部落习俗中发展而来的集团，它提倡合作、选举和家族自治，致使后来欧洲不少的城镇和农村获得了独立。第三个就是教会，它拥有了精神方面的领导权，掌管世俗世界的伦理和信仰。主教、神甫、修道院的僧侣，以及一大批长于神学和逻辑研究的学者，成为教会的重要支柱。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这个词意味着人对上帝的信仰和皈依，即一种普遍的宗教的理念，构成一种上帝、世界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地、人、神分别在其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基督教的组织即是教会，它自成体系，在宗教、政治、司法、道德和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从古代至中世纪，人们所称的教义一般是指在尼西亚会议以来正式表述的学说和规定，也指为传统和习见之中所包含的公认的教条。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教义学，它集宗教色彩浓厚的历史观、强有力的宗教理念和古典希腊罗马哲学于一身，具有丰富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古代和中世纪，通过宗教会议来决定、解决宗教理论的问题，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以及各种圣事的规定，都是这样来决定的。还有一些学说，虽然是公认的却没有通过任何形式的权威性裁定，就被称为二级教义。教义和教义学构成了中古欧洲基督教会的体系，从而使教会建立在严密、牢固的基础上。基督教理论的核心之一是拯救理念，这一理念相信上帝之国必将来临而基督徒昀后会获得终极得救。教会通过教士制度和神圣的仪式使人获得拯救。拯救的观念表现为上帝公正和上帝之爱的统一，也与在世界中受苦的观念和人有原罪的概念相联系，从而唤醒人的负罪意识和行善意识。这样，通过对于拯救的体验，基督徒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和生命信念，从而使自己摆脱本能的私欲而进入到对一切神性的善良的维护，从根本上说，拯救观念是要人通过苦难和负罪意识，认识上帝的恩典，以便让上帝引导自己，昀终回归上帝，以便脱离苦难和罪恶。基督教的组织就是教会。教会的首领是罗马的教皇。为了管理教会的地方事务，教会设有省区、主教区和教区。省区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常以一个重要的城市为中心，设立大主教来进行管理。主教区为省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城市、城镇及相关农村，设一名主教进行管理。在主教区下设多个教区，一个教区里有一位神甫，主持弥撒等宗教圣礼。大主教、主教和神甫合在一起形成世俗教士团体，从而区别于那些住在修道院中的修道士、托钵僧或女修道士。修士们脱离尘世，尊奉教会的教规生活，常被称为清修教士。男女修道士住隐修院，隐修院通常拥有很大的地产，修道士们耕种土地，研究神学。在修道院中设修道院长，按教规管理修道院众僧人。托钵僧主要是指没有定居或经常游动的传教人士，他们依赖人们的周济生活。在中世纪，著名的托钵僧团体为兴起于十二三世纪的法兰西斯会和多米尼克派。中世纪教会的主要任务是供给人们宗教生活，指导宗教仪式，执行各种圣职，并且努力维持信仰和道德。在需要的时候，教会也履行一些政治和司法的职责。在中古西欧，基督教和教会组织曾经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对中古欧洲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首先，基督教为中古欧洲的一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做出过贡献。例如，教会经常开展对穷人的施济工作，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办医院，教会主张世俗人士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随便离婚，革除了杀害婴孩的陋习。在形成于6世纪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教规中，要求修道士进行劳动。对于农业技术和有用的工艺，中世纪的教会也加以提倡。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政治生活中也有过重要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教会的存在促进了欧洲的政治统一，如教会曾影响和支持查理大帝统一欧洲。由于在各个城市都设有教堂，在大城市设主教，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在司法制度上，基督教会主张废除落后的神判法，反对刑讯逼供，并且限制私战和复仇。教会曾创立上帝和平运动以限制战争。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教会卷入政治生活也带来了消极影响。长期以来，教会拥有的广大地产引起了贵族的妒忌。贵族的亲戚充任各级教职，一些完全不配做教吏的人们被滥授教职，这引起了教会的世俗化和教士的渎职行为。例如，12世纪时，西欧十字军对于异教徒的讨伐曾被教会广泛宣传，为教会赢得许多荣誉。但是到了13、14世纪，对伊斯兰穆斯林的战争节节失败，巴勒斯坦等基督教圣地降服于穆斯林。教皇呼吁各国君主重新组织十字军，但都没有成功。事实上十字军已经变质，如第四次十字军并不攻击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教徒，而是攻击拜占庭帝国的正统派基督徒。十字军一般都由世俗的君主来领导，并得到意大利商人的支持，目的不仅是要增加上帝的光荣、扩张基督教的势力，而且还企图发展国家的权力，促进各种城市贸易。十字军的这种变质，还表现在十字军被用来攻击在欧洲的基督教异端。十字军曾被用来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宗教派别，又屡次被用来攻击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其他基督教的君主，这使许多基督徒都觉得教皇是在利用十字军为自己谋取利益和世俗权力，因而他们不愿再服从教会的命令。人们十分惊奇为什么教皇要鼓动基督徒杀戮基督徒，并且给杀戮者以报酬。教廷驻地罗马城的修建可以说明教会世俗化的程度。罗马本身虽然也有一些农业生产，但不是商业和制造业的中心，而是一个消费中心。教皇治下的罗马城只是教皇的统治中心，教会行政体系在这里特别发达。各种机构从各国征取金钱，成为教廷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钱财常被教皇用来修建罗马城。在阿维农时期和教会大分裂时期，城市迅速衰败。当教皇回到罗马时，他发现罗马几乎不成其为一个城市，房屋歪斜，寺院被毁坏，街道上常常空无一人。教皇于是制订计划修复罗马。教皇把从各地征得的钱财用于罗马再造上，并且发明了种种新的搜刮钱财的办法。他们在罗马建造各种雕塑，以此来恢复罗马的光荣。教皇支持人文主义者的学术和艺术活动。这些活动，在以后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改革家们视为经济剥削和世俗主义而加以批判。各种建筑和宫廷的装饰华丽无比，为此一些艺术家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