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与场域理论

布尔迪厄与场域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布迪厄称得上学术杂家,他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一般认为,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布尔迪厄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社会学家，他在1990年出版《实践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他最关心的理论问题：在人为地分裂社会科学的对立之中，最根本也是最要命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学家只选上述两元对立的其一。为了化解上述两元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并且用场域和惯习来解释实践。场域的概念与特征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这样定义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其次，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布尔迪厄喜欢用“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阐释传媒权力的运作。如果说传媒与政治、经济等诸权力构成了的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权力场，那么，社会行动者个体进入这个权力场就可视为微观意义上的建构。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权力构成的场域，我们把它称为“传播场”。传播场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有相似之处，但范围要更为广泛。当一个人进入传播场是，就同时进入了与场项链的前提预设。（场域在传媒领域的意义）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非常擅长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问题，他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新闻场是在十九世纪两类报纸的对立中构成的：一类优先提供“消息”，尤其是“耸人听闻的”或更佳的“轰动性的”消息，另一类则发书摘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的价值。这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的原则相对立的场所。新闻场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但是，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会受制于市场商业逻辑的裁决与考验。新闻场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对不同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构成威胁。正是从这一角度，布尔迪厄分析了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怎样从民主的非凡工具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的。一、隐形的媒介审查。布尔迪厄认为电视自身的传播机制与广告、政府补贴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审查”，这种审查是匿名与无形的，但是它却形成一种无法改变的规范与机制，使电视传播的主体性丧失，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秩序的了不起的工具。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2]这种“象征暴力”之所以成为一种“无意识行为”，是因为它以一种隐形的机制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使媒介化的社会生活变得自然而然。这正是其特别有害之处。二、新闻场的场域支配作用。布尔迪厄认为，收视率是一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新闻场，也成为记者的最后的判断标准。通过收视（听）率，经济逻辑置入文化生产之中，由此形成收视率的经济逻辑。因此，新闻场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和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同时，由于新闻场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新闻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转变，“当利润、收视率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把越来越多的观众引向犯罪、暴力、灾难和名人新闻时，这种新闻就会泛滥”。[3]人们由此处于两种状况之中，一方面要搞先锋数学、先锋诗歌等等，一方面又要把这些东西传给大众，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而电视将这一矛盾推向了极限。三、通俗化的力量。布尔迪厄分析认为，法国五十年代的电视主要通过垄断给受众强加有品位的文化追求的产品，如资料片、古典作品改编和文化讨论会等节目形式，来培育公众的文化品位；九十年代，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则竭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典型的有脱口秀，生活片段，赤裸裸的生活经历暴光等等，往往很过分，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人们为了一时露脸，都热衷于参与电视游戏，那怕只是作为普通观众）。“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公众，就越要磨去棱角，摒弃一切具有分化力，排斥性的内容。一家报纸越扩大它的发行量，就越倾向于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公共话题”。[4]这种情况在英国大众传播中也曾出现，并引发相当广泛的争论。其中，“最普遍的非议是认为电视节目的制作因过于注重吸引观众而降低了公众的欣赏水平。它缺乏多样性和独创性，求稳不冒险，不愿尝试富于挑战性、要求较高甚至令人不快的主题和题材”。[5]我们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推崇其传播文化的品位，这就是由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特别是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职业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标准和信念所组成的一种文化环境。尽管这些节目中夹杂了不少吸引下层的体育、流行音乐和娱乐内容，但它所提供的节目方式、场景和表演形式却地地道道刻着中上层有闲阶级的印记。[6]而英国商业广播为了拓展大众媒介消费，在重新界定了传播的大众品味，甚至为其传播的目标受众虚构了一个人物形象——多琳，她有个丈夫，她关注的事情不多，尽管并不蠢，但听收音机时总是心不在焉。她被假定对外部世界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除非它们对其超级市场的供应发生影响。为了迎合这一“人物”，广播的内容不仅有所不同，就是其传播形式也是不同的。[7]在布尔迪厄看来，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电视象征力量的不断增强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纷纷追求轰动、奇特、耸人听闻的效果，且大获成功，致使形成了某种新闻观。这种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的生活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因为这种电视新闻报道的总是那些能激起普通人好奇心，不需要具备任何特别的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就能理解的东西。作为社会学家与思想家，布尔迪厄对商业化新闻场的现状与前途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二布尔迪厄认为，在新闻场商业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记者”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生产者，他们并不仅仅从工作中得到谋生手段，而是拥有对其他专业场施加影响的权力。这些“知识分子记者”处于新闻场与专业场之间的不确定的位置，他们利用其双重身份来回避两个领域各自的特殊要求，并把在其中一个领域内或多或少已经获得的权力来到另一个领域，“知识分子记者”因此可以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引入处于学院式奥妙主义和新闻式公开主义之间难以界定的两可范围内的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批评性的评论，推行文化生产的某些评价原则，给市场的裁决披上知识权威的外衣，并增强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从众”的自发倾向，从而对文化产品生产施加间接而长期的影响。[8]在具体的媒介操作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与专家在进行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专家们可以随时听从召唤，扮演角色，回答一切问题，注意以明确而又闪光的言辞阐述简单的观点，避免陷入过分复杂的学问之中。专家以此来获得媒介知名度，积累出一种“文化资本”，从而得到圈里圈外的各种利益。同时，布尔迪厄还敏锐地观察到，“反智性主义”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它促使记者们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由此，新闻业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传媒的力量”，亦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最纯粹的科学领域。与此同时，新闻场也就为新闻记者组构了一个新的活动场域，“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各种制约都与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激烈的、无情的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串通的关系，客观上的同谋关系，其基础是与他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的各自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是他们之间有着共性的认知结构以及与各自的社会来源、受教育程度（或未受到教育）息息相关的感知方式和评价方式”。[9]布尔迪厄并非赞扬这种文化力量，而是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新闻场域之中新闻记者的身份与作用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一些制作新闻，采写报道的默默无闻的小记者，他们越来越具有批判精神，因为他们经受了职业的市场逻辑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一个个都被用来做一些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事情。职业的压力与当初受到新闻教育所树立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早地发现干电视这一行所经受的可怕的压力，尤其是与收视率等因素有关的种种束缚。“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早饭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10]在电视这个领域，人们感觉到，那些社会活动分子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有时甚至闪烁着非凡的光环，但实际上知识必然性和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三布尔迪厄对新闻场的批判基于其整体化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还是努力地为大众传媒的未来发展开出一剂救助“良方”。实际上，布尔迪厄并不赞同某些人一味留恋昔日那种教育人的、家长式的电视，因为他认为这种电视与民粹派的自发主义和怂恿蛊惑的手段一样，与大众的趣味，与真正民主地利用大规模的传播工具，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怎样才能表现“大众的趣味”并真正民主地利用传播工具呢？布尔迪厄鼓励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收视率，是市场、经济的制裁，亦即外部的、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而在文化领域屈服于这一营销工具的苛求要求，恰正等于在政治领域受制于以民意测验为指导的蛊惑民众术。受制于收视率的电视有助于向假设为自由、清醒的消费者施加市场的压力，消费者们并不像那些犬儒派的鼓惑民众分子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拥有表达清醒合理的集体观点，表达公理的民主手段。具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和负有为被统治者利益讲话责任的组织远远没有清醒地思考这一问题”。[11]可见，布尔迪厄希望的还是受众群体自身政治素质的提高。而对于大众如何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布尔迪厄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方法。对于新闻场自身的问题，布尔迪厄认为，为了使新闻场的自主性免受威胁，同时抵抗社会的时髦要求，可以有两种策略：要么坚决划分各个场域的界限，设法恢复受到新闻界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入侵威胁的场界，要么走出象牙塔（左拉开创的模式），去推行当初进入象牙塔时所产生的价值标准，利用各专业场内、场外以及新闻场内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想方设法把靠自主性而获得的成就和战斗成果强加给外界。[12]我们注意到，布尔迪厄所提出的两种策略依靠的是各个场域的重新划定或者某种原有价值的强调与传播，那么，谁是其中的施行主体？他要宣扬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他又怎样实行呢？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布尔迪厄同样没有给出具体方法。实际上，在如今各种场域更加紧密地相互交融与叙事主体更加体制化的语境中，布尔迪厄所给出的两种策略似乎又绝难实现。因此，布尔迪厄的新闻场域分析受到西方学界不少批评，认为他的批判方法过于经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