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吴文化的源流及其影响

浅谈吴文化的源流及其影响一、吴地的历史衍变吴的地域空间主要在江苏，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又是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地区。吴文化是古老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越文化、荆楚文化共同成为长江流域文明的主流。苏南地区一向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其实所谓鱼米之乡，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饭稻羹鱼”的延伸，从饭稻羹鱼到鱼米之乡是经过了2000年的发展演变才形成的。西汉时这里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而当时的关中地区已达200人以上。正是在这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开始南方与北方的竞赛。饭稻羹鱼的农业慢慢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孕育出愈来愈灿烂的吴文化。现在，江苏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500人以上，人杰地灵。东南自唐宋以后的人才辈出，更是引人注目。（一）吴文化的形成正统的中原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重农轻商，是典型的农垦文化，有较强的封闭性。而吴文明由于古时远离政治中心，并且地处沿海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水路交通便利，起步又略晚于黄河流域，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夏商时期，这一地区远离中原，被视为蛮荒地带；直到周的先祖古公亶父时，太伯奔吴，建立了南方第一个国家吴国，而当时，古老的百越民族生活在此，文身断发，过着原始的生活。到了春秋末年，这里才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公元前584年左右，吴国的第十九代君主寿梦当政，一个地处偏僻默默无闻的蛮荒小国，在华夏大地突然刮起了一股旋风，吴国开始在春秋舞台上横空出世，崭露头角，中原各国无不震动。中原大国晋国向吴国派出了一个特殊的使臣，那就在晋楚争霸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人物巫臣，他将中原先进的车战之法带到了吴国。孙武、伍子胥等外来重臣，把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带到吴国，使吴国迅速崛起，强盛一时。吴国本土则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外交家、音乐家季札。季子淡薄名利，四次让国被传为美谈；诚信守诺的德行操守更为人称颂。他出访中原各国，观乐评政，见微知著，赢得诸侯的尊敬。他是吴文化在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吴越春秋谱写了历史辉煌的一页，创造了既有中原文化特质，又区别于黄河流域文明、具有鲜明自身特点的吴文化，是长江流域文明的集中体现。后来吴被越所灭，越亡于楚。然而进入秦汉统一以后，吴地一直被边缘化，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统治的专制集权，防止地方的自主和反叛，加以目光的短浅，不能利用统一的威势去发展南方，而是采取消灭地方割据势力，集权于中央的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巩固其万世帝业。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集中于咸阳及巴蜀；汉继秦后，采取同样的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帝迁徙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族10万余人入关，从而使得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遭到人为的打击而受挫，发展甚是缓慢。到六朝时期才逐步与中原文化融合，并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秦时期的吴文化，虽受华夏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相对独立的夷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汉代的吴文化，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态。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这段时期，吴本土居民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地，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文化的民族性随之激变。六朝时期是吴文化发生根本性变化并融入主流文化的重要时期。三国时期的吴国承上启下，在思想界学术界没有重大建树，却因为孙氏集团的偏安，使江东免遭战祸，社会稳定，经济复苏，并形成了土著氏族阶层，这个阶层在东晋及整个南朝思想、文化、艺术乃至经济、军事方面起了极大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南地区的吴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的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文化的显著特征。（二）吴文化的繁荣苏南地区在吴国时期曾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文化，只是在秦汉的400来年中反而停滞落后，直到南朝开始恢复，唐宋以后超过北方。这个过程中，永嘉南渡是一个转折的关键，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契机。随着代表正统的政权南迁，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南方。王羲之曾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八九。”虽或有所夸张，也足以说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到了齐梁年间，就实实在在取代了北方的中心地位。相对战火绵延的北方，南方比较稳定，虽然政权几经更替，也多以“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残酷的杀戮限于统治集团中，对文化的冲击不大。反之，迎来了一个文风大盛的时代。东晋执政者如王导、谢安之辈多为饱读诗书的名士，同时，江南土著氏族大显其能，与北方氏族一齐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与影响日益彰显。南朝的帝王本身就是南方人，受本土文化的影响更不逮言。在他们的推动和影响下，尚文之风日趋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原文化与吴地文化相互交融，吴文化成为正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中原文化的融入，也丰富了本地文化的内涵，达到空前繁荣，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流传后世的文化内核——我们今天说的吴文化，已经不是春秋时期的吴地文化，更不是古老江南的百越文化，而是六朝以来传承的以细腻儒雅为特质、以文采风流为核心、以聪慧纤柔为标志的文化。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而南方更侧重于文化的融合。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太湖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越族，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百越民族文化。但地域特色被保留了下来。古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主要标志印纹陶，从此在这个地区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乐器也从这里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载籍。除了这些以外，文化转型主要还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1.汉语代替越语，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吴语语系。文化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于语言上。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分属于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长江下游尽归越国。吴越二国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东夷人，民间语言基本上是古越语。古越语属古侗台语，与中原、楚国的华夏语不同。楚国境内也有越人，他们是楚国的少数民族，而在吴越二国，越人是主要民族。吴国王室是周族后裔，应该能说华夏语，但入境随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语特征，应该同时能操古越语。犹如满清皇族入关后，既能说满话，又学会说汉语。越国王室是夏族后裔，从山东迁来。而夏王室与南方越族本有血缘关系。“先是‘禹为越后’，然后是‘越为禹后’”。秦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吴地，华夏语成为吴地的官方语言，并逐渐深入民间。但古越语在民间仍残留相当时间。西汉晚期扬雄着《方言》，所记吴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语词汇。吴地的华夏语，经东汉至西晋的三四百年演变，形成一种汉语方言：“吴语”。《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这些“吴语”皆指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与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话略异。但都属华夏语（汉语），与先秦吴越“夷言”根本不同。2.由尚武变为崇文。《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的吴越民风与东週一样，尚武骁悍。后来渐次改变，到齐梁年间，已经彻底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尚武特点。齐梁年间，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3.开启南方文学之风转型后的吴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越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著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越第一篇文学作品。至齐梁年间，皇族萧氏一门多以诗文著称；其中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堪称一流的文学家。朝中半数以上都是东吴名流。吴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已经举足轻重。在文化转型的同时，作为地区特色的养生与隐逸文化又向主流文化渗透。吴地原本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钱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学问，从事艺术与科技。魏晋之后的玄学和隐逸之风又随着齐梁文化渗入吴地，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文化的一个特点。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古代最复杂的养生术莫如炼丹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几乎全出于吴。著名道士陶弘景、葛洪都有很大影响。此后，吴地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文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地。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成就斐然的大家。梁武帝博学多才，不仅对佛学、道学、儒学有精深的研究，在文学、音乐、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撰写了各类著作一千多卷，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是个才子，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南朝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文化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齐梁文化的重要部分。梁武帝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试图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以便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封建统治。梁武帝为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为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消灭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实现了三教并立，更为以后的儒、佛、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后来的两宋理学和明代王阳明心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文学、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金楼子志怪》等，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散文理论著作和笔记体小说。萧子显撰的《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简文帝萧纲创“宫体诗”。其他如经、文、书、画、医乃至佛学均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书圣王羲之虽先辈是北方大族，本人却一直生活在江南；享誉画坛的大师顾恺之、陆探微都是生于吴地土著大族。其中尤以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纂的《文选》30卷（世称《昭明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昭明文选》选辑先秦至梁初138位知名或佚名作者700多篇著作，是我国辑录最早、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文总集，史称“总集之祖”。由于辑录内容完备、鉴读方便，成为历朝文人研读的规范选本，唐代之后被列为科教必读教材，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对文学创作也有深远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则用大量篇幅讨论文体，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还详细讨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对后世评论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清代学者章学诚赞誉说：“《文心》体大精深，笼罩群言”。鲁迅先生称《文心雕龙》为“东则有刘彦和（刘勰字）之《文心雕龙》，西则有亚里士孚德之《诗学》”，把刘勰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可见其成就之高。在民间，吴歌的繁荣也成为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南朝乐府民歌中，吴歌占有很大比重。（三）吴文化的进一步繁荣自隋唐以下，又绵延了一千多年。这一时期，就总体而言，是在齐梁文化积淀基础上的顺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