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纠纷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土地承包纠纷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引发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驳回。由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在立法上不是很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案例背景：1984年，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四合庄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将该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给该村村民。当时，村里未与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只用一张土地分配表记载了每户农民承包到的土地情况。当时村里决定，到村办企业去工作的村民不能再承包村里的土地。1986年至1993年期间，该村因为修建蔬菜大棚、集体花圃等，先后占用了一些农民的土地。对于被占用土地有地上物和青苗的村民，村里支付了一定的补偿费；土地上没有地上物和青苗的，村里没给予补偿。2001年10月，被占用土地和未分得土地村民中的30户村民，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村集体经济组织返还土地或分配土地，并且提出了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的补偿费。2001年11月，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认为，30户村民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不能予以支持，遂驳回了村民的诉讼请求。30户村民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而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是债权，故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上诉。2002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3年11月，这30户村民向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提出了申诉。在《民法通则》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权利种类，成为中国民法上的一个新型的财产权利。在理论上，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之一，是在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事权利，其性质、内容、法律特征都有其新颖之处。然而，这种新颖性也使这一概念与民法上任何财产权的概念均不相同，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物权还是债权，我国学界历来就有物权说与债权说之争。要准确把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就必须从我国农村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的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加以考察。笔者认为，现行农村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既有债权性质的成分，也有与物权性质相近似的因素。■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一定的债权性质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债权形式出现的。这不仅是因为在集体经营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变迁开始时，国家并没有在法律上确立具有物权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完成约定的义务，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农地制度改革的成本。第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初，是发包人投资并承担风险、获得收益，承包人经营管理并依约定获取报酬，承包人仅仅负善良管理人的责任，土地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由承包合同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家庭联产承包合同而产生，土地承包人保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要以对集体付出一定的对等义务为条件。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转让性等受到来自集体经济组织的限制。承包人不能自主转让承包权，而须经发包人同意，这种转让方式完全是普通债权的转让方式。第四，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保护，要以合同为依据，并适用合同法的法理，受制于合同法规则。第五，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连带性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连带于联产承包，属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组成部分。农民以具有复杂意义的“联产”为对价，取得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承包经营权，而发包人对作为承包经营的标的物的土地，仍有相当大的支配力。第六，从承包人与土地所有人的关系上看，上述联产承包合同关系，本质上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人的集体）的效力，而并无对世效力。■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具有一定的物权属性第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而且这种集体所有制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区所有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基于其集体成员的特定身份所依法享有的权利。非经农民集体同意，社区以外成员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与农民社区成员身份不可分离的权利，是一种人身权。社区成员只有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第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发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物权化演进倾向，主要表现在：承包经营权人对承包土地拥有直接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户进行土地转让、出租、转包、入股等的产权基础，从而具有物权的一般权能。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农民的土地转包、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都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还不是一种完全的自物权。《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使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已超过一般债权法规定的20年最长租赁期限。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直接规定的权利，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而学界通常认为该节是对物权制度所作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债权形式出现的、具有一定自物权属性的、且呈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物权化变迁趋势的、特殊的土地权利。■目前仍应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为债权及其救济权，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债权的性质，那么就有适用诉讼时效的必要性，以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及时行使权力，避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上的利益关系长期脱节，以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降低诉讼中的证明费用，从而降低诉讼成本。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的这种债权属性，是理论上其适用诉讼时效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司法实践当中土地承包经营权适用诉讼时效的依据。当然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许多地区没有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的时效起点难以确定等等情况，对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合法权利不利。而当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完全物权化时，承包经营权人采用物权的保护方法行使物上请求权，则可以避免这一不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状况发生，因为物上请求权通常适用于诸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各种继续性的侵害行为。但是这有待于法律对此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目前对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仍以适用诉讼时效为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05]民他字第25号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罗金会等五人与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所涉法律理解及适用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亮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2006年4月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鲁高法〔2005〕201号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05年8月21日—23日，省法院在龙口市召开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就部分民事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对一些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形成了基本共识。现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省法院。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为在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中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加强民事审判的规范化建设，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省法院于2005年8月21日—23日在龙口市召开了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民一庭庭长、其他与省院民一庭业务对口的民庭庭长、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的院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人员认真分析探讨了当前全省民事案件的特点和发展态势，研究讨论了部分民事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就某些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达成了基本共识，现就有关问题纪要如下：一、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劳动关系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增大了劳资关系的比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富余劳动力的下岗安置以及劳动用工、工资、保险制度的重大改革，企业的劳动关系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企业行为，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纠纷，而且与过去相比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了集中性、对抗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的特点。特别当前一些用人单位无故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忽视职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安全保护，随意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引发恶性安全事故和职工群体性事件，因此，当前劳动争议案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引发当事人上访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了我省民事审判工作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会议要求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中，要切实落实好“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贯彻好“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司法指导方针，尊重劳动者的价值和劳动权利，突出把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特别要充分发挥民事审判保护人民利益，促进我国社会文明、进步、协调发展的职能作用，积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会议就当前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了倾向性意见。（一）因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的处理问题。因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政策性比较强，而且多数案件具有群体性的特点，并涉及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和社会的稳定。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和2003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这些案件多数是在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出现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人民法院不宜以劳动争议案件立案受理。根据上述两个会议的精神，我省法院近几年来对这几类劳动争议纠纷，一般都没有受理，但各地法院掌握的不统一，有些法院对个别企业在改制中出现的个案劳动争议则予以受理，还有的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和支持下也受理了部分整体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的劳动争议案件，一些法院还采取将群体性纠纷分解成个案的办法受理了类似的案件，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鉴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有新的规定和精神，对此会议达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等劳动争议纠纷，仍坚持原来的规定和过去的做法，一般带有群体性的纠纷，特别是企业改制中涉及到的历史遗留问题，原则上不予受理。（二）因用人单位拖欠社会保险费用引发纠纷的处理问题。会议认为，根据《劳动法》和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既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税务机构的法定职责，因此，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如果不能按时足额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应由税务机构或者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这属于行政管理行为，由此产生的争议，应属于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范围，所以凡是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无论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还是起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求发放社会保险金，均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可以向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对于用人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仍然属于劳动关系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关系中发生的劳动争议，法院可以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