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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需要一种诚信文化，诚信是科学进步的基石2009年有一个被广泛报道的案例：中国南方的井冈山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因为他们发表在一份国际期刊上的70篇论文被发现含有伪造的数据之后被开除了。这所大学把这些研究人员伪造数据归咎为“缺乏道德诚信”。但是批评家也把原因指向了中国科学家与其他研究人员竞争和提升他们所在大学地位的巨大压力。例如，据报道，井冈山大学奖励在受到认可的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5000元人民币（733美元）。据说其他大学支付的奖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种情况并非仅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许多科学家与“不发表就毁灭”的体系以及对国际排名的追求拼命搏斗。井冈山大学对关于其策略的批评意见反应灵敏，如今它已经停止对科学论文的发表提供经济奖励。这一举动是对一个观念的令人欢迎的认可，即尽管在科学领域，竞争仍然很重要，但是倘若把个人收益和机构地位置于科学努力之上，这可能事与愿违。2010年7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与会者认识到了一对危险因素：一方面是科学造假和行为不端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治标不治本的危险。这次会议承认了这种造假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加，并且认可了编纂一组“在专业上负责任的科研实践指南”的举措，这一指南很快将以《科研诚信新加坡宣言》的形式发表。令人欢迎的是，国际上已经认识到了科学行为不端正在越来越多地广泛分布。不论同行评议多么严格，科学体系仍然依赖于信任。如果滥用这种信任，科学过程本身就会败坏。同样令人欢迎的是此次会议承认了严厉的监督并非解决之道。科学在受人们承认的行为准则而非苛刻的规则和规定之下才能繁荣发展，例如，这可能包含了知情的推测和智力冒险。新加坡宣言草案明智地把重点放在了原则上，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了执行它们的方法上。确保科研诚信地进行——以及诚信地报告——对于科学本身的完整性和健壮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要科学获得和维持公众的支持，这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意味着任何行为准则必须纳入开放性和透明度。近来关于用于支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呼吁的科学数据之有效性的争议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澄清涉及这一事件的科学家，各种调查已经澄清了对他们故意伪造数据的指控，而且没有发现科学行为不端的证据。但是英国东英格兰大学科研人员缺乏透明度——他们的电子邮件显示了不愿意与批评者分享数据——已经破坏了公众信任。而这又鼓动了怀疑论，并削弱了对气候变化采取迫切行动的支持。科学不仅应该诚信地运作；还必须让人们看到它诚信地运作。在电子通讯记录带来了公众详细审查的新维度的世界中，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挑战。而且任何伦理准则都需要反映出这一点。而这些都不会通过严厉的规则和惩罚而实现（即便制裁仍然对于严重的行为不端很重要）。相反，我们必须发展出一种良好实践的文化，包括开放的沟通，这会确保科学知识保持健壮性，并且对于公众的理解反应灵敏。我们必须开始在教育系统特别是在大学中建立这种诚信的文化。未来的科学家需要了解到成功不仅取决于你实现了什么，而且取决于你如何实现。而更广泛的科学界还必须制定出建立和维持这种意识的机制。在这一点上，责任依赖于科学家个人、他们工作的机构，以及他们的研究资助者。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从课题申请、获得资助到成果鉴定、论文发表等各个环节；从一般研究人员到骨干，乃至高层科学家，均有涉及不端行为者。而且，科学不端行为往往与各种利益共同体纠结在一起，错综复杂，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必须直面事实，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应该清醒地看到，学术不端行为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在当今，在市场经济和科学社会化的背景下，背离科学道德的可能性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决不能掉以轻心务必提升不端行为的成本。不过，再如何从严处置，也并非治本之策，诚实守信才是根本。诚信是科学道德的基石。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努力反映客观、揭示客观规律。弄虚作假，底线都越过了，守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科学？这就要把诚信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动，尤其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排除各种利益共同体的干扰日前，国家科技部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由15位著名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这一委员会将负责指导中国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并对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件的查处提出咨询意见。科技部部长万钢并且表示，科技部还将从健全法制、加强管理、促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规范约束以及科技人员自身的道德自律等四个层面系统推动科研诚信建设工作。科学道德近些年来日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如果以1919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作为我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至今尚不满百年，在此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过种种艰难曲折，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科学不端行为的困扰。从课题申请、获得资助到成果鉴定、论文发表等各个环节；从一般研究人员到骨干，乃至高层科学家，均有涉及不端行为者。而且，科学不端行为往往与各种利益共同体纠结在一起，错综复杂，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就严正指出：“通过科学不端行为获取声望、职位和资源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加强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保证科学的学术信誉，维护科学的社会声誉，已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界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直面事实，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不时发生如此严重的不端行为？按理说，科学技术工作者是有知识、讲操守的人，怎么会沾上不端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道德的“保险箱”，任何人都不能拍拍胸脯打保票：我不会违背科学道德规范，尤其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在科学社会化的大背景下。这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工作者也是人、社会中人、有七情六欲的人。凡是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出轨”。德国诗人歌德说过一句直透人性的话：在我心中有两个灵魂。人人心中都有两个灵魂，一正一邪，一善一恶，一个灵魂促你向善，一个灵魂拉你堕落（当然，实际上并非这样黑白分明）。科学家也不例外。特别是，当今科学那么重要，竞争那么激烈，诱惑又那么多，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科学道德。就以曾闹得沸沸扬扬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来说吧，许多人都感到困惑：黄已那么有名那么有成就，怎么会弄虚作假，以致身败名裂呢？殊不知，就在他被捧上天的时候，他的创造干细胞研究“世界第一”的欲望也急速膨胀起来，以为自己真是无所不能的“最高科学家”。于是，走上了那条众所周知的歧路。连黄禹锡都不能打保票，况我辈乎？应该清醒地看到，学术不端行为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在当今，在市场经济和科学社会化的背景下，背离科学道德的可能性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务必提升不端行为的成本。俄罗斯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过，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你弄虚作假，或者抄袭剽窃，非但不会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名利双收，得到提升和重用，有房子车子，何乐而不为？因此，要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就一定要让不端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受到谴责和惩处，甚至身败名裂。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不端行为的成本太低了，代价太小了。人们往往见怪不怪，眼开眼闭；即便被发现，多数也以初次、下不为例、家丑不可外扬等不了了之或从轻发落。这种态度使不端行为恶性循环，败坏了学风，损害了科学的形象和声誉。据估计，我国的研发投入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但鲜见高质量的成果，投入与产出不相称。不端行为的成本不高，研发的成本却高了。两者孰重孰轻，不难衡量。不过，再如何从严处置，提高不端行为的成本，也并非治本之策，诚实守信才是根本。著名科学家埃里克森说得好：“智力活动上的诚实创造了科学。”忠实于客观事实，不随意编造和篡改数据，是最起码最基本的科学道德。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努力反映客观、揭示客观规律。弄虚作假，底线都越过了，守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科学？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王淦昌说，“科学研究是硬碰硬的事”，就是说，要经得起实践反复的严格的检验，不管科学如何发展如何变化，都是如此。因此，诚信乃科学对其从业者的根本要求，是科学道德的基石，关系到科学的生存和发展。但真要把它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动，并不容易。最大的障碍，一是急功近利的心态，一是各种利益共同体的干扰。比如，烟草公司要否定吸烟的危害，制药公司要夸大药物的功效，或者顶头上司要展示业绩，如果你急于名利或挡不住诱惑，那么不端行为就几乎不可避免。不过，我相信既然诚信与科学内在相连，那么坚守且锲而不舍者，必定会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