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局限

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局限[内容提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实现的是社会历史主体一社会历史客体的模式构想，即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历史主体向作为社会历史客体的无产阶级的自上而下的外在灌输，其实质是近代哲学主体一客体建制模式在社会历史话语中的翻版，归结点是社会历史主体的主体意识，而鲜活生动的革命实践活动过程则被抛开了，革命的主体有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客体无产阶级大众都被抽象化了。[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霸权局限性[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86－04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凭借其国际工人运动的丰富经历和11年残酷的牢狱反思，认为西方国际工人运动受挫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在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的丧失。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又称之为文化霸权(区别于政治强权)，是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掌握着西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这种文化领导权是西方民众在经济上认同、在政治上顺从资产阶级管理和统治的思想文化根源。文化霸权是国家强权的真正支撑，是西方资本主义统治背后的强大堡垒，葛兰西形象地称之为具有防御配系的阵地，而国家不过是其外在的壕沟。只有真正摧毁了这些防御配系，占领了文化霸权阵地，才能真正夺取西方国家政权，实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暴力革命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只是适于短暂复辟的应急行为，并不能产生长期的根本作用，更不适于建立新的先进国家和社会结构。无产阶级要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夺取政治领导权，就必须夺取文化霸权。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范例。但是由于市民社会的深层支撑，西欧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远为强大和复杂，大陆上的先进资本主义地区完全不会重演十月革命。因此，葛兰西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夺取文化领导权。他提出，在现代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是同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同时，革命的主体承载者也由传统的无产阶级转变为担负反思批判功能的知识分子。然而，在这种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文化批判中，葛兰西实现的是社会历史主体一社会历史客体的模式构想，即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历史主体向作为社会历史客体的无产阶级的自上而下的外在灌输，其实质是近代哲学主体一客体建制模式在社会历史话语中的翻版，归结点是社会历史主体的主体意识，而鲜活生动的革命实践活动过程则被抛开了，革命的主体有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客体无产阶级大众，都被抽象化了。一、有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民众作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基本分化葛兰西首先确立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基本分化。葛兰西认为，夺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显然是一个集体行动，而任何集体行动的第一要素，也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的确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科学都建立在这个古老的、不可规避的事实上。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以及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如何能够保证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服从可行的最合理路线。那么，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者应该是谁呢?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就是主体，无疑是无产阶级本身。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逻辑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的两极化和对抗化，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并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胜利是资本逻辑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的必然，因此，无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基于科学分析的基础，而非基于某类知识分子的天才般的空想社会主义式的设想。以索列尔等为代表的工团主义思路就是强调工人阶级的自主斗争，反对知识精英的领导，尤其是蔑视知识精英的理论乌托邦倾向，主张无产阶级在总罢工中自己解放自己。即使在开始追寻革命主观前提的卢卡奇那里，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也仍然是无产阶级。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对于这种冲破资本主义物化的阶级意识的获得上，卢卡奇所持的是自发论，认为无产阶级在生产和斗争中，尤其是借助于经济危机而自发获得了革命的阶级意识。但是，这里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无产阶级既然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社会分工而导致了全面的物化，其已被物化了的阶级意识又何以从物化中逃脱出来，产生解放的革命意识呢?无产阶级的自发性的确不足以使其成为超越物化的主体。在葛兰西这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从传统工人阶级身上转落在有机知识分子的肩头。有机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智识型知识分子，保持着自我独立特性和自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产生于和服务于社会集团的专业化知识分子阶层；另一类是相对独立于特定社会集团之外的贵族化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教士、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葛兰西反对以智识为标准区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他认为，智识意义上的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能够将各种形式的智力参与排除在外的人类活动是不存在的，在任何体力劳动中，即使是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体力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动，智力一脑力工作和肌肉一神经劳动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别。葛兰西认为，区别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真正标准仅仅是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而这种直接的社会功能首先就在于具有批判意识并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所以，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具有批判和建构新世界观功能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当然首先是专业人员，但是又必须超越专业人员，他必须是一个在积极参与实际生活中，质疑传统的批判的雄辩者、建设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和组织者。他们能在意识形态上征服和同化传统知识分子，并在无产阶级大众中通过教育活动进行深化和扩大。有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真正主体。概括地说，葛兰西所指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也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批判和战胜旧的意识形态，二是用新的世界观教育和组织民众。#p#分页标题#e#二、有机知识分子被置于主体地位，无产阶级民众被置于客体地位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置于夺取领导权文化革命的主体地位，同时又将无产阶级民众置于这场革命的客体地位。葛兰西首先明确了革命意识和革命意识的承载者有机知识分子在民众中的非自发性。这主要是因为，民众作为下层社会集团，其历史是支离破碎的。虽然在这些集团的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所打断。而且，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时也是如此，只有永久性的胜利才能打破这种从属关系。葛兰西举例说，农民群众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其他社会集团正是从农民中间吸收了许多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传统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出身。葛兰西强调，革命意识的民众自发论，其背后潜藏的其实是纯粹机械论的前提。葛兰西完全赞同列宁的外输观点。列宁基于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状况，认为引领俄国实现革命的先进意识必须来自外部的输送先进国家进步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意识。同样，葛兰西也认为，意大利社会发展的落后和停滞状况，也决定了意大利革命的外输前提。外输的根据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精英。诞生在较发达国家生产进步基础之上的先进思想潮流，传送到周边地区的较落后国家中时，承载新思想的集团也并非是经济集团或民众，而是知识分子阶层。无产阶级民众居于革命的客体地位，主要还在于无产阶级民众是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对象。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地是一种教育。教育不是严格地限定于学校教育领域，教育关系也是知识分子阶层和非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精英及其追随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先锋部队和大部队之间的真实关系。在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机知识分子处于对民众进行启蒙的绝对教育者地位，无产阶级民众处于受动的被教育者地位。葛兰西主张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组成政党，作为新文化的组织性载体，肩负起以组织形式教育和组织民众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选拔、培养和繁育组织完备的政治力量等。葛兰西由此强调对学校、工会、报纸、电台等培训机构和传媒机构的占领。当然，基于领导权的思想文化意义，这种教育和组织关系不能是强制的，而主要侧重于思想上的凝聚和文化上的同化。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方式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民众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和组织。葛兰西认为，创造一种新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原创性发现，尤为重要的是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可以说是这些真理的社会化，使它们成为一个共同的使命、智力与道德秩序的要素。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这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着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这是因为，引导大众进行融贯一致的思想，并以同样融贯一致的方式去思考真实的当今世界，远比作为某一位哲学天才的个人发现并作为知识分子小集团的真理财富要重要，也更具有原创性得多。但是，经过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民众并不会被提升为有机知识分子，也并不会改变其客体地位。这是因为，革命意识不会真正内化于无产阶级民众的思想和精神本身，而是归结为外在的信仰。因为人民群众在世界观转变方面比较缓慢，而且，人民群众世界观的转变永远也不会在以纯粹形式接受新世界观的意义上，而总是且仅仅是在把新世界观当作一种或多或少异质的和稀奇古怪的结合的意义上去改变世界观的。由此我们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众本身只能把哲学当作一种信仰来体验。在夺取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民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要素无疑地是那种其特征不是由理性、而是由信仰决定的要素。但是，信仰谁，信仰什么呢?葛兰西说，来自人民的人认为，那么多爱思考的人是不会错的。他认为，虽然他本人确实不能像敌手一样地去坚持和发展他的论据，但是，在他的集团里，却有人能够做到这点，而且肯定能比他所反对的那个特定的人更为高明。于是，他回忆起确实听到过有人广泛而又融贯一致地阐述过他的信仰背后的道理，并曾使他心悦诚服，对这些道理他已没有具体的记忆，也不能复述，但他却知道这些道理是存在的。曾使他豁然开朗并且心悦诚服这一事实，足以成为他坚持这些道理的永恒理由，即使不能很容易地提出论据来为它辩护。因此，在教育中，重复是影响民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通过不懈怠地重申，可以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加固民众的信仰，也就是提高民众阶层的智识水平。检验教育的标准，就在于民众的信仰程度。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性检验。。这也构成了有机知识分子新哲学世界观的衡量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其在无产阶级民众中的现实影响程度。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和组织目的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形成革命需要的普遍而有效的民族一大众意识，也就是葛兰西一再强调的融贯一致的世界观。三、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和民众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条件葛兰西非常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民众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是二者在革命实践中的辩证互动统一，而是以有机知识分子作为主体一方去同化民众作为客体一方的单向统一。为此，葛兰西在论述以新世界观夺取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中，主要侧重于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和民众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条件这两个方面。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同化民众。我们已经证实，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葛兰西反对满足于个体抽象主观创造的学究哲学家。他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主要就在于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裂痕，从而产生出理论是一个外在附加、一种补充和某种附属品的印象。新世界观不应保留给知识分子阶层或专业哲学家，而应变成一种通俗的、大众的现象，能够改变大众的思想，并以大众文化的形式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