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简述儒家的孝道孝道是中国文化之根本，这一根本是由先秦儒家奠定和确立的。“孝亲”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内容。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点明了孝亲在儒家宗教中的重要性。孝道在理论上的内容首先，在时间上，表现为永恒性。“。“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是宇宙间恒常不变的普遍规则和自然法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广泛性。“孝”充塞天地，流行四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因而具有超越狭隘地域界限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在主体上，表现为普遍性。先秦儒家认为行孝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庶民百姓，皆应对父母祖先尽孝，而上古圣贤名君无一例外都是孝子。总之，在先秦儒家看来，孝道能够塞天地，横四海，亘古今，通圣凡，能够彻粗精，兼体用，合内外，无所不至，贯通一切。“孝”在实践上的表现先秦儒家把“孝”作为诸德之本，百行之首，教化之源，要求用其他的道德规范都应该围绕孝道展开，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孝”处于根本地位，其他道德规范都是围绕“孝”而展开的，而在实践中，儒家也要求其他道德规范应该从“孝”出发，为“孝”服务。在儒家孝道体系中，以仁来推展孝，即在“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就称得上“仁”，“仁”是“孝”的扩展延伸。在先秦儒家看来，相对“孝”来说，“仁”才是高尚品质,而“孝”只是底线德性；以义来导制孝，先秦儒家认为“孝”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义，反对因“孝”而废“义”；以礼来规范孝，把孝纳入礼制的范畴，用礼来规范孝，以期确保孝道伦理规范的实行；以敬来提升孝，“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的实质更在于“敬”；以忠来成全孝，“孝”的要求具体落实到“忠”的身上，通过“忠”的形式加以表现和实现。“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以诚来实现孝，在先秦儒家看来，子女行孝来不得半点虚假；以法来保证孝，，极为重视孝道政治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将“不孝”列入“五刑”之最罪，为常赦所不免的思想而继续加以倡导和发展，把道德抬升到法律的思想和行为。在具体实践上，儒家讲求“通权达变”。先秦儒家高扬中庸之道的为人处世原则，但并不是委曲求全和折中调和，而是要求适度而中，虽然极为重视和推崇孝道伦理，强调孝道的教化功能和社会功用，但并不赞成某些过分的，违背常理常情的举动，主张因事制礼。荀子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顺从恭敬，但同时要求子女不能盲目屈从，而应该做到“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明晓权变、灵活机敏。孝在儒家孝道中的地位儒家孝道认为，“孝”是诸德之本，教化之源。“只有首先做到了“孝”，才有资格谈到其他道德品质，离开孝德来谈其他道德规范都是空言扯谈。“孝”在儒家看来又为“仁”之本，，“仁”在儒家思想学说体系中统摄其他一切道德规范，，因此，“孝”也是其他道德范畴的本根，它们也都应该围绕“孝”而来展开。从总体上可以说，儒家的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源和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和根本。2.简述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之道，后世学者虽无一例外将其归于儒家的主要思想，但并非儒家首创。“内圣”是指人格理想，它表现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外王”是人的政治理想，它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下篇》作者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其内涵通俗的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意谓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同样，内圣之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立己，达己是基础，立人，达人是归宿。孔子的“内圣外王”政治思想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讲道德，也谈政治，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三大纲领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步骤）被视为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途径，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被视为内圣之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视为外王之业。“内圣外王”这一儒家思想也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以及哲学等产生重要影响。“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其强调的是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的自身修行，并不对外部社会制度有所诉求，要求制度的建设与改善，即要求完善自己的精神层次，但不要求外部制度对肉身的保障。与西方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制度相比，“内圣外王”中的通过内修的济世功用，以实现个人理想和达济社会，进而达到王道社会这一中国传统政治理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专制皇权导致人治而法治不及，加上其思想主张缺少分权制衡、社会制度建构的非正义性而导致其实施起来较难，常常出现“内圣不外王，外王不内圣”的局面，是一种政道有余但治道不足的表现。3.儒学在当代的意义儒学信仰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曾长期在中国传统信仰中居于主导地位，创造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的巨大成就，使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居于世界前列。即便在今天，它对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有许多突出价值，它的人本主义思想、内圣外王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等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是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同时孔子也是一个善于改变的人，他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绝不愚顽不化。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自强不息，教育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的价值，不能屈服于命运的坎坷；与时俱进，则告诉我们要不断吸纳新事物，学习新本领，而不能拘泥现成，畏惧不前。还有就是天人和谐。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这与当今的科学发展观有许多共同点。现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环境污染也随之日趋严重，天人和谐的思想，启示我们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要谋求可持续发展，在尊重自然界的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规律，如此才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和谐。另外，儒学对当代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教育方面，儒学有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等等，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这些优秀的思想见解对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在经济方面，儒家主张家族式的管理方式，认为经营者应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在政治文化方面，儒学主张仁爱的精神，认为各个国家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并在此基础上互帮互助。当今世界，应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或许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但是，却带来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人的异化和对人终极关怀的缺乏等等，因此，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新解释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定位，是很有必要的。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面临危机时，需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需要现代化的机制达到良性的运转，这时，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就能发挥作用。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限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可以得到补充。综上所述，儒学在当代社会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应成为未来文化价值取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要怀着包容、扬弃的态度对待儒学，让它为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新文化的形成作出它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