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

第七章语言、文化和社会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语言是一种特定文化中基本和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可替代的影响。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虽然在语言科学的发展中，探求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努力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植根于社会和文化的语言一直是持久性研究的焦点（Apte1994：2000）。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有关情况的机会，我们编写了这一章，并将讨论的重点集中在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之上。换言之，通过这种关系的讨论，我们可以为语言科学的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了解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一些新趋势和新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语言学已被证明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语言使用情况的一个新动力。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分两个部分进行讨论：（1）语言和文化，（2）语言和社会。7.1语言和文化7.1.1语言如何和文化相联系？语言和文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如果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过去一个世纪中语言学领域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必须承认，自18世纪初以来，对语言的探究从本质上说要么是历史比较的，要么是结构形式化的；然而，一些新变化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出现了。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北美，语言研究都开始了人类学转向，这种新传统的特征就是将语言研究置于社会文化的语境之中。在英国，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是这一运动的先驱，而在与之平行却有着独立传统的北美，鲍阿斯、萨丕尔和沃尔夫自然是其代表。由于他们的创新和不懈努力，在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领域中，许多重要而有创造性的工作得以完成。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建立了一种范式。在此后多年中，这一学科范式引发了对这个问题的各种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人类语言学学派在英国产生。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东岸的Trobriand岛进行田野调查时，观察到在这种原始文化中，一个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出现的语境，或者说依赖于生活中真实的语言环境。比如wood一词，在本地文化中，它既有英语中相当的用法，即指树的坚固的物质成分，也可以更具体地指独木舟。独木舟是这些岛屿居民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在这个言语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功用。然而，这个词的第二种释义有着极强的环境色彩和文化意味，对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外来者而言，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基于这种现象，马林诺夫斯基声称在原始用法中，语言的功能是作为协调人类活动的纽带……它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思维的工具。（1923：312[Sampson1980：224]）。毫无疑问，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为英国的语言使用的文化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语境研究铺平了道路。弗斯是稍后出现的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深受马林诺夫斯基人类语言学观的影响，同时充分意识到在语言使用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试图建立一个模型来说明语言使用和它共现因素的密切关系。基于上述认识，他提出了自己的情景语境理论，可以总结如下：A.参与者的相关特征：人物、人品（ⅰ）参与者的言语行为（ⅱ）参与者的非言语行为B.有关事物C.言语活动的影响（Firth1950：43-44[Palmar1981：53-54]）有两点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重点相关，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理论所暗含的强烈的文化导向。同萨丕尔一样，尽管不是那么直接，弗斯在这里指出了语言使用中语言的创造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弗斯在该理论中所强调的内容十分接近一个更新的关于语言使用的社会学公理：即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说了（或写了）什么语言（或使用了什么语言变体），得到了什么结果（Fishmen1972：46）。弗斯主义在这方面的传统被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M.A.K.Halliday）进一步发展。韩礼德对社会语言学的贡献可以从下列方面更清楚地看出来：他从社会符号或者交互功能方面来理解语言、他将语法解释为具有意义潜势的功能观，以及他在文学研究中建立的语言模型（Downes1998）。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美的语言学家为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当我们谈到美国的语言的文化研究时，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美洲印第安文化为早期美国人类学家考察这个题目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语料这一事实。从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如鲍阿斯、萨丕尔、沃尔夫，进行了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重建美洲印第安语。通过这项工作，他们意识到，在语言使用的研究中，文化有着重要意义。通过他们的田野调查，许多语言材料得到了记录。这些记录为显示美洲印第安人在日常交际中选择的语言形式如何和人际关系相联系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证据。如果这样的东西没有得到恰当的描写或正确的理解，要解释这些语言结构中的某些变异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人类学方法在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烙印，至今当我们谈到交际民族学这一涉及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语言研究的权威性框架时，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一传统的潜在影响（Hymes1962）。谈了这么多关于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传统，现在我们将继续介绍一种在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中极有影响而又颇有争议的理论。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美国人类语言学的重要人物--本杰明·沃尔夫和他关于语言、思维和文化的著名假说。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作为一个业余语言学家，沃尔夫开始对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后来，他旁听了萨丕尔在耶鲁大学开设的一些语言学课程，并在他自己的观点和萨丕尔之间找到了特别的共鸣。（Stam1994：4983）。这段经历和他对印第安Hopi语的研究使得他对语言相对性理论有了独特理解，最终形成了广为人知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可以表述为：我们的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应地，不同的语言表达决定了我们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方面，语言可以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相对的，结构差异越大，所反映的对世界的认识越不同。因此，这个假说也被称作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主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最早由德国民族学家洪堡特详加阐释（Crystal1985：262）。在我们结束历史回顾，详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之前，我们不应该遗漏了尤金·奈达（EugeneNida）的一些精彩观点。作为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奈达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在我们这里讨论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中，他的论述极为有意义，因为许多年来，他一直从事跨文化的圣经翻译工作，他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使他作为一个翻译家有资格声称，如果想出色地完成跨文化交际工作，需要充分认识五种次文化形式：1）生态文化；2）语言文化；3）宗教文化；4）物质文化，和5）社会文化（Nida1964）。7.1.2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正像上面提到的，这一假说的主要意思是说，语言有助于塑造或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完全接受这一理论的初始形式。因此，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发展出了两个版本，即强式说和弱式说。强式说指的是这一理论的初始假说，即强调语言在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弱式说则是初始假说的修正形式，即认为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有相关性，但是产生不同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当我们回顾关于这一假说的文献时，很快就会发现它所引发的激烈的争论。有些研究者声称已经找到了证明其正确性的可靠证据，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表示他们找到了驳斥其可能性的足够证据。面对这种情况，在真正得到支持或反对这一假说的确凿证据之前，我们必须小心行事而不能匆忙做出任何结论。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该理论的复杂性和争议性。我们的第一个实例引自Arizona的印第安土著语Hopi语；另一个实例引自DugumDani，一种IrianJaya中央高岛的Papuan语。前者是表明语言之间互不相同的一个极好例证，可以为支持该假说提供一些正面的证据；但另一方面，从进化论的角度看Dani语的基本颜色词汇系统，我们就有机会发现语言的相对主义同样会遇到一些跨文化的反例，这对该假设形成了一个挑战。Hopi语的语法十分特别（cf.Fasold1999[1990]：51-52）。它有别于其他语言的一个特征是用来表达时间的手段不同，因此被喻为没有时间的语言，正如Sampson（1980：86）所言：……该语言不是从线性方向上认识时间，也就不能像空间那样度量和切分……进一步说，和欧洲语言相比，Hopi语的动词没有时态。而正是因为没有时间概念，也就没有速度概念，即距离相对于时间的比率；Hopi语中没有和fast相当的词，因此同Herunsfast（他跑得很快）最接近的说法字面上翻译过来就是Heveryruns．（他很跑）。像这样理解Hopi语，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从Hopi文化中产生了一位像爱因斯坦这样有创新精神的物理学家，我们可以期待这位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讨论的同样的内容吗？毫无疑问，果真如此的话，这位Hopi物理学家肯定会找到他自己表达该理论所述原则的方式；但这里涉及的一个更要紧的问题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能够和我们熟悉的语言的表达方式相比较吗？这样的考虑表明，当处理类似跨文化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不能用我们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个语言系统。事实上，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一个批评就是说该理论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的，因而所有的比较都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这种批评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当我们从一个普遍的视角考虑语言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做的是用相似或者说不同的标准来看语言的属性。这是一个重新分类的过程，不能用一个已经存在的语言模型作为标准。由于观察和比较的便利，当我们探讨语言的普遍性时，最好是从大多数语言都有的相似之处开始，而不是从它们的差别入手（Greenbergetal.1978）。现在让我们继续介绍来自Dani语的实例。20世纪60年代晚期，两位美国学者勃兰特·柏林（BrentBerlin）和保尔·凯伊（PaulKay）就基本颜色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跨语言调查，它涉及了世界上的98种语言。这次研究最惊人的发现是不同语言中的颜色词系统并非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所言，即它们由各自的文化决定因而每种语言的系统都是完全不同的。和这一假设相反，柏林和凯伊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的发展很可能经历着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这样的结果表明，区别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基本颜色系统的只是它们进化的阶段不同。这一进化过程可以表示为下面的形式：purplewhitegreenpink﹤[red]﹤﹤[blue]﹤[brown]﹤orangeblackyellowgrayStage:ⅠⅡⅢⅣⅤⅥ图1基本颜色词的进化阶段（Berlin＆Kay1991[1969]：4）上面的图1说明：如果一种语言有两个基本颜色术语，它就被认为处于进化的第一阶段，有两个基本颜色词白和黑；如果一种语言有三个基本颜色词，它就被认为处于进化的第二阶段，有三个基本颜色词白、黑和红。依据这一进化理论，英语有全部的11个基本颜色词，所以它达到了进化的最后一阶段。这一理论的好处是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正确地说明了颜色词的概括性，因为柏林和凯伊发现，在所有考察的98种语言中，基本颜色词只有大约30种组合方式，数目从2个到11个不等。如果语言的基本颜色词系统不存在一种普遍原则，正如这一理论所示，11种基本颜色词的自由组合可以有2000多种任意的形式。这条进化理论能够对Dani语的基本色彩词语系统做出很好的解释。Dani语正是以其十分有限的基本颜色词系统而出名。这种语言中只有两个基本颜色词：modla表示有光的、明亮的、也即白的意思，而mili表示无光的、阴暗的、也即黑的意思（Berlin＆Kay1991：46）。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一个Dani语的母语者想指明黑和白以外的颜色，他该怎么办？换言之，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modla和mili总是表示白和黑吗？就Dani语的基本颜色词系统进行的进一步调查揭示出，在这种语言文化中，通过白和黑的对比，可以传达本族人对颜色感知的更多的信息。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用modla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颜色术语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