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担保中担保人的连带责任应如何承担(案例)

借款担保中担保人的连带责任应如何承担(案例)案情简介2003年8月29日，福建省长乐市和顺公司(下称和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福州市五四支行(下称五四支行)借款，双方签订2003(五四)工银(短)总字第13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800万元。同日，长乐市自来水公司(下称自来水公司)与五四支行签订一份2003(五四)工银(短)总字第13号保001分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和顺公司本案28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003年9月5日，五四支行向和顺公司发放2800万元贷款。和顺公司自2003年9月20日就开始欠息，2004年7月28日五四支行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和顺公司归还贷款2800万元和利息，同时要求自来水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自来水公司认为其担保合同应为无效，理由为：一，自来水公司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其担保行为不应受《担保法》调整;二，自来水公司为和顺公司借款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系基于长乐市政府等行政机关的强制指令而被迫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愿。一审法院认为，自来水公司领取企业法人执照，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即使其经营活动有一定的公共服务性质亦不属于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同时，自来水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其受胁迫而提供担保，其所作担保是否受合同以外第三人影响的问题不涉及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亦不影响保证合同效力。因此，法院判自来水公司负连带责任。自来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原判。评析在本案中存在两个合同关系：一个是和顺公司与五四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另一个是自来水公司与五四支行签订的担保合同。在两个合同之间的关系中，借款合同是主合同，担保合同是从合同。由于两个合同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且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都是合法有效的。对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有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之分。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般保证是保证人仅于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才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在这种保证方式中，保证人对被保证人债务的履行只负补充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在债务人完全不能或部分不能履行其债务时，保证人才就被保证债务的履行承担保证责任。而对于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是指对保证债务的履行由保证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对被保证债务的履行，保证人与债务人处于同样的法律地位而无先后之分。债务履行期到来后，债权人既可请求债务人履行，也可请求保证人履行，或者请求保证人和债务人共同履行。由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对担保责任的承担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故法院据此作出责令自来水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民事判决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对于自来水公司认为其担保合同应为无效的抗辩理由，笔者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其原因在于，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人必须是法律允许的具有合法主体资格的民事主体。法律禁止国家机关和公益事业单位为他人提供担保。我国《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同条还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法律作此限定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国家机关、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行为内容具有特定性，通常不包含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内容。第二，国家机关、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没有其他的利益获取渠道，故这些单位不具有承担担保责任的经济条件。第三，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通常是要求被担保人必须作相应的对等给付，例如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或向担保人支付一定的费用。而对于国家机关、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而言，它们既不能通过提供担保而收取费用，也不能享受反担保的利益，具有利益提供的单向性，这与商品经济的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相违背。由于自来水公司并不属于上述公益事业单位，而是属于领取了企业法人执照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因此即使其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性质亦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和免除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如果其事实上从事了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同样不能免除其对外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担保法》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六条作了如下除外规定：“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保证人，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其所签定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这一规定的立法理由在于：既然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事了经营活动，并可能从经营活动中获得利益，根据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它当然应当对经营中的风险承担责任。另外，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出发，只有在确立保证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对被担保人才具有公平性。对于保证人的第二个抗辩理由，同样不能成立。保证合同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其有效性应具备《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意思表示真实”之要件。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条的规定，因以下原因而致使保证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或可以撤销，保证人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债权人欺诈、胁迫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债务人欺诈、胁迫保证人提供保证而为债权人明知或应知的。在本案中，自来水公司作为抗辩主体负有自己证明的责任，但自来水公司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所签订的担保合同系受债权人或债务人的欺诈、胁迫而为，也没有能够证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证据。至于该担保是否受合同以外第三人影响(即长乐市政府等行政机关的强制指令)而订立，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并不影响调整内部关系的保证合同的效力，也不影响自来水公司对担保权人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都是正确的。出师表两汉：诸葛亮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