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孔子的审美人生境界观摘要：孔子的《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在这部经典文献中，他对个体人格和人生境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孔子看来，人生可分为四种境界：凡俗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孔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审美的境界，即“乐”的境界。在《论语》中，“仁”、“德”、“诚”“礼”、“乐”是孔子特别强调的，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础。孔子对“礼乐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开启了中国文化重视“仁爱”教育、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传统，也开启了中国文化政治与伦理结合的传统。它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至上主义”和近代的“审美救世主义”潮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以《论语》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是关于真、善、美的文化，更是关系到人的自由解放的文化。关键词：礼乐文化；孔子的审美人生境界观；人的自由解放审美与政治的结合、伦理与政治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一以贯之的最大特征，“审乐以知政”、“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为政以德”都体现了这一恒久不变的“政治情结”和伦理情结。孔子倡导“成于乐”的审美人生境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虑，“乐”和“礼”便是这种要求的体现。“礼”是普通人和君王都应该具备的道德品格，它使人各守本分，遵循社会的等级秩序；“乐”是超越功利欲望，消除人世争斗，可使人“宁静致远”的审美人格。“乐”的本质在于和谐，“乐合同”、“诗可以群”都表明艺术有协调人心、凝聚人心的作用。而政治与“乐”的紧密关系在先秦时期就被已意识到，亦即常说的“政通于乐”。例如，《国语》就指出：“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音乐反映了“天地人”共同需要的一种和谐的秩序，自然和社会有了这种秩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物得其常日乐极，极之所集日声，声应相保日和，细大不逾日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日乐正。”这一理论在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记》认识到“礼”和“乐”是“天、地、人”所固有的秩序和和谐的再现，“礼”着重于强调人与人高下尊卑的文化身份的划分、认同；“乐”维护“天、地、人”的和谐。“礼”是社会生活中人的身份差别的表现，身份的区别不是制造社会矛盾和分裂，而是与“乐”的目的一样，缔造一个大家相亲相爱、相互尊重的和睦大家庭。“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要实现“王道”的政治理想，光有法规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只有辅之以“礼乐”，才能成就万民归顺的太平政治。“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已。”孔子开创的“礼乐”教化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儒家的“礼乐文化”其实质就是一种主张审美性生存的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礼乐使人处于艺术之中。”这也正是中国近代倡扬的审美主义、艺术化生存、“以审美代宗教”的传统文化基础。刘小枫先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审美主义传统作了如下总结：“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过程中，汉语思想形成了一股堪称审美主义的思潮。它的发展自本世纪初起，直贯当代，其宣称是：回归内在性、维护一切生存意趣的此岸性、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诗意化）、以艺术代替宗教、对生存持无差异的游戏式态度，凡此皆堪称华夏智慧的传统。”“审美的人生态度和艺术代替宗教的诉求作为汉语审美主义的基调，表达了中国的现代主义话语之基本特征。”审美与宗教的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有解救人类痛苦和苦难的作用，都是用幻想和想象的形式来为悲苦人生搭建一个心灵避难的栖居之所。其区别在于审美在现实经验的世界通过审美体验去实现，而宗教却把人的超脱之路指向超现实超经验的彼岸世界。中国的哲学文化不像西方文化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同时，又具有类似宗教的安抚功能，它没有“此岸”与“彼岸”的二元对立，也不在彼岸的幻想世界中去寻求慰藉和解脱，而是通过在世的道德修养、感性的艺术沉醉去获得对存在的悲剧性的超越、对生命有限性的忘却、对必死宿命的反抗和摆脱必然束缚的自由感，这应该归功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互补融合。“儒家的礼乐由于给人的生存带来心绪和精神上的平稳，因而具有宗教的功能，同时，又不带有宗教的出世之弊。儒家通过礼乐达至宗教的功能这一命题的要点是：来世（彼岸）从来就不是与此世（此岸）相对立的，人生就是人生，无两岸性划分。重要的不是此世还是彼世，而是在世，在世可由礼乐、智情达至圆满。”受西方美学影响，促进中国美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转型的是晚清的王国维先生，他的意义在于把中国古代“言志”、“缘情”的诗歌艺术与西方的“艺术是欲望的宣泄与解脱”的思想联系起来考察研究，完成了中西方美学的“嫁接”和贯通。受德国叔本华哲学的启发，王国维先生对《红楼梦》进行了新的阐发，认为《红楼梦》和中国古代抒情言志的诗词一样不外乎是“通过叙述人生之苦来解脱人生之苦”，人生之苦注定了它是一个悲剧性的存在，人的悲剧性在于人有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能使人摆脱物质世界、功利世界羁绊，走出欲望深渊的唯有艺术和审美。他说：“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非美术何以当之乎？……宇宙一生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斗争，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这便是王国维先生由老庄的思想里看到的“物我两忘”的世界。艺术具有人生解脱的功能无疑是王国维先生强调艺术的重要性的主要原因。“王国维是最早从现代哲学语义上论证艺术有人生解救功能的汉语思想家。对他来说，艺术并非仅是一种艺术现象，而是一种生存现象。他对汉语古抒情诗的诠释，浸透着叔本华悲剧观的寂静论立场：由于生命的在体性之悲剧性质，由于罪和恶在个体上不可定位，审美的生存态度最能与生存的悲剧性达成和解。艺术能像宗教那样使个体的生存悖论及其悲剧性和解，乃因为生存的着重点被‘欲’占有，而艺术之目的正在于离弃生存欲。”继王国维之后，“审美救世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里不绝的回响。如蔡元培先生积极倡导审美教育，提出“以审美代宗教”的观点。蔡元培的思想受到了康德自由主义美学的启发，康德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现象世界”指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物质存在和社会关系，它与“求知”的科学和“求善”的道德相连，“现象世界”里充满差异、矛盾、对立、冲突，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欲望诉求；“实体世界”是独立自足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审美世界，它超越功利欲望的考虑，泯灭了成败、是非、利弊、生死、祸福、时空的差异、矛盾和对立，给人以精神自由的想象和满足。蔡元培高扬人的自由精神，认为审美能帮助我们摆脱物质世界，功利世界的桎梏：“概念也，理想也，皆毗于抽象者也。而美学观念，以具体济之，使吾人意识中，有宁静之人生观。而不至疲于奔命，是谓美学观念唯一之价值。”他认为，只有审美教育才能将一个处于“现象界”、“功利界”的人提升为摆脱物欲羁绊的“实体界”的自由人。他说：“现代世界科学昌明，物质欲大增，宗教（等于情感）衰颓，因此，需美育救之。”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另一位主张审美教育的思想家，“趣味”的教育和培养即他提倡的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他认为音乐、美术、文学是审美教育和情感升华的最有力的工具：“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他把自己信奉的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称之为“趣味主义”，认为它是支撑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基石，它带给人超现实、超利害得失、超官能欲望的自由的快感。我们看到，无论是蔡元培的美育理想还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都接受了孔子“礼乐”思想的熏陶，以及庄子超脱豪迈的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当然，他们两人的美育理想同样也是西风东渐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德国古典美学之风正强劲地吹遍中国。不论是康德还是席勒都张扬审美的人生，强调审美对主体自由人格建构的作用和意义，席勒指出：“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想和意志的主动状态这一转变过程，只有通过审美自由这个中间状态才能实现。总之，若是要把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唯一的路径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感觉的被动状态”和“思想的主动状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前者是受奴役的物质世界、功利世界，后者是人得到全面发展后的自由的精神世界。德国古典美学审美救世主义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其集大成者黑格尔更是浪漫地预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20世纪的尼采更是把审美视为人类的最高目的，在他看来，能将人从物质世界的必然王国升华到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的唯有审美和艺术，“只有作为审美世界，人类才有存在的充分理由。”“审美是人的形而上的冲动”（尼采语）。《审美与人生》课程论文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类2010级樊苗苗学号：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