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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选读（笔记和详解）这科并不完全是按照课后的大纲出题，大题会考综合型的，需要结合整篇课文的内容来回答，不能只背单个问题的答案，这样会吃亏。省考科目，出题有可能会偏，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书，书上写的大概要有个印象，这样即使出的题真的不会，就靠记忆写上一些与题意相同的答案，也是有可能得分的。加黑体的部分是考试大纲中要求掌握的部分，每章后面的是结合全文综合性的大题。第一章：先秦两汉文论第一节尚书•舜典(节录)1、《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与典章文献的汇编。“尚”即上，“尚书”即上古之书，故名《尚书》。《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是儒家经典，称《书经》。2、诗言志的观点：答：“诗言志”是我国上古时期人们对诗的本质、特征、作用的认识和概括，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关于诗的最早的一个定义，它对我国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影响源远流长。“志”指意志和感情。诗的本质在于言志抒情，诗的特征是通过语言的媒介来表达感情，抒发志向，诗的作用表现在它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上。3、诗歌的教育作用的观点：答：从《尚书•舜典》中“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杰，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诗歌、音乐、舞蹈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它可以使贵族的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宏而庄严，刚毅而不苛刻，简易而不傲慢，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这种对于文艺的政治教化作用的认识，成为对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种主导性认识。4、诗、乐、舞三者之间的关系：答：“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和“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描述，反映了上古时期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关系。《尚书•舜典》中的描述，也为后代研究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依据。5、了解《尚书•舜典》中记载的上古时期人们对艺术的一些基本认识：答：①帝命令夔主管音乐，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官办的乐队，也可能就是后代“学在官府”的前身。②“教胄子”说明当时已经把音乐作为政治道德教育的一种手段，也就是后世“诗教”的前身。③文中指出诗（歌辞）、歌（演唱）、声（音乐）、律（伴奏）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了艺术的整体和谐性，开启了对艺术本身规律研究和探讨的先河。④文中“击石拊石”和“百兽率舞”描绘，说明当时歌舞可能已经有了统一指挥的形式以及简单的化装。有可能出现的综合性的大题一、了解《尚书•舜典》中记载的上古时期人们对艺术的一些基本知识：“学在官府”“诗教”“艺术的整体和谐性”“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统一指挥形式及简单化装。二、《尚书•舜典》中记载的我国早期对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文中记载了我国早期对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如原始文艺的形态、诗歌音乐的特点、文艺的社会作用等，这些认识对我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1、诗言志的观点。2、诗歌的教育作用的观点。3、诗、乐、舞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节论语（节录）1、《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记录了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是研究孔子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2、了解孔子的“论文”的观点：答：孔子常说的“文”，一般泛指文化和学术，具体则指《诗》《书》和六艺。其概念和后世的文学或文章的概念不尽相同，虽然也包括文学、文章在内。孔子对这个包括文学在内的广义的文或文学是极为重视的。不但自己熟悉，而且还把这些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3、了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答：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诗乐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孔子把诗、礼、乐相提并论，确立了文艺在礼冶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他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说在教授弟子诗、书、礼、乐的教育顺序上，应先从容易感动学生，情志的《诗经》开始，然后才是礼和乐。4、掌握“论诗”中的“兴观群怨”说：答：“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的功能和系统总结。孔子特别重视诗的效果，即社会作用“兴”就是说诗用比兴的方法抒发感情，使读者感情激动，对读者有启发和感染作用，从而影响读者的意志。“兴”-孔子已经意识到诗在感情上打动人的力量，但重点仍在理性上的启发。“观”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因为通过诗歌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和政治和得失，也就是说诗能起到帮助读者认识社会现实生活的作用。“观”-孔子把握到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实质，但落脚点仍在政治教化。“群”说明诗可以帮助人沟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砺，起到提高修养，增强团结作用。“怨”诗能起到讽刺时政，批评指责执政者为政之失，抒发对苛政的怨情，起到表达民情的作用。“群”“怨”-体现了孔子的礼冶思想。“兴”“观”“群”“怨”对文艺的社会功能作了全面概括，即根据文艺的特点，指出了文艺具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5、理解“尽善尽美”和“文质彬彬”的观点：答：“尽善尽美”：美指艺术形式，善指政治内容，说明孔子已懂得对文艺作品的评价要从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衡量，是文艺批评的一大进步。“文质彬彬”：完整表达了孔子的质文观，强调文学既要文采，又必须以达意为主，要恰到好处，不过又无不及。孔子这个文质并重，辞意兼顾的看法，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6、理解“思无邪”的观点：答：“思无邪”：孔子对诗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思想内容方面可以认为，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本意，未必就像汉儒、宋儒那样保守和偏狭。相反，他的尺度还是比较宽泛的。7、掌握“中和之美”说：答：“中和之美”在诗的艺术标准方面，孔子很重视诗和乐的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儒家追求的审美理想。在孔子的言论中，则体现在“思无邪”一语。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实际上就是“中和”的原则，孔子认识诗三百合乎这个标准，故立于范本，称之为“思无邪”。孔子的美好思想把个休与社会联系起来，把内容与表现联系起来，把艺术与教化联系起来，把文体与对象联系起来，因此尽管他关于艺术的审美的观点只是只言片语的，却有着内存的逻辑性，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一、孔子的“论文”的观点：泛指文化和学术，具体则指《诗》《书》和文艺。与后世文学或文章的概念不尽相同。二、孔子的“论诗”的观点：1、“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兴观群怨”。2、“尽善尽美”和“文质彬彬”。3、“思无邪”和“中和之美”第三节毛诗序1、《毛诗序》是我国第一篇较完整的诗论，是两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理论篇章，可以看作是从先秦到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2、了解关于《毛诗序》作者的不同看法：答：东汉郑玄《诗谱》认为《大序》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小序》为子夏，毛公合作；宋代以来的学者，认为是东汉卫宏所作；今天看来，这篇文字很可能并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大约完成于汉代学者之手的一篇结集成果，它应是汉儒综合先秦儒家和汉代有关的批评而写成的。3、《毛诗序》论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答：“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这说明诗歌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情和志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诗歌既可以反映出人的思想认识，又表现出人的感情色彩。后人把情志分途，言志，缘情分立，与《毛诗序》大相径庭。4、《毛诗充》阐述了诗歌感人化人的特征：答：“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说明诗歌的社会作用，强调其教化作用，与孔子“兴观群怨”的观点，《荀子•乐论》中的论点，一脉相承。儒家这些观点，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起指导作用。5、理解《毛诗序》论述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答：“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说明诗歌反映着各个时代的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况，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艺术风格；也说明了诗歌反映时代的冶乱，兴衰的变化，基本正确。6、《毛诗序》阐述了诗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答：《毛诗序》提出“六义”说，这也是根据《周礼•春官》的旧说而来，但对六义的解释，却成为古代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义”中的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赋、比、兴只是诗的表现手法。《毛》对风、雅、颂三类诗歌的区别和理解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第四节史记•太史公自序（节录）[西汉]司马迁1、《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和传记文学的形式。是创造性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人物传记又是富于独创性的传记文学作品。本文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自述著作《史记》的动机，说明了自己的历史观，以及《史记》一书的创作精神，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深远的影响。2、理解作者对“春秋笔法”的概括：答：“春秋笔法”就是《春秋》的创作原则和写作方法，通过叙述历史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褒贬中，寄寓了作者的政治思想。“采善贬恶”，明辨是非，秉笔直书，爱憎分明。这就是司马迁从理论上对《春秋》创作原则和写作方法的概括，并且宣告他写作《史记》就是继承这种“春秋笔法”。3、了解作者提出“成一家之言”的观点：答：司马迁非常重视言论的作用，本文中，他对《春秋》《诗》和《书》等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并把撰写《史记》当作终生奋斗的事业。司马迁在本文中强调写作《史记》是“成一家之言”，他认为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考察和吸取大量的思想资料和历史资料，研究兴衰成败的道理，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司马迁认为创作要有对历史、社会负责的责任感，以进步的政治思想，对黑暗现实进行大胆批判，敢于批判现实，抒发激愤的感情，既有胆，又有识，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尽管这样不能见容于当时，也要“藏之名山”，而不能发违心之论。4、掌握“发愤著书”说：答：这是司马迁文论最有价值的观点，是在“生活是创作源泉”探讨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把握住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捕捉住了创作的根本动力。在司马迁看来，作者对生活必须有特别的感受，要经历磨难，达到愁苦忧思，疾痛惨怛，蓄愤积于心胸，非发不可的地步，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这就是“发愤著书”（参看课本最后一段）。司马迁从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诗》三百篇以及自己的《史记》创作中，总结出作者“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概括了先秦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普遍现象，符合进步文学的创作规律，这曾经启示和鼓舞后世的进步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