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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语教（1）胡蓝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于成都，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1978年《母校留念》1979年《班主任》1979年《让我们来讨论爱情》（合著）1980年《刘心武短篇小说选》1981年《我是你的朋友》1981年《这里有黄金》等等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出乎《人民文学》编辑部意料。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区。当然教育战线的来信最多了，也有不少中学生、青少年写信控诉“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贵州偏远山区某劳改所一个少年罪犯讲了他与宋宝琦类似的经历，沉痛控诉“四人帮”“杀人不见血”。而今读了《班主任》这一篇，他有幡然悔悟，重新起步之意。要而言之，《班主任》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共振。刘心武的小说触着了读者心灵深处的痛楚或惊醒了他们，这就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小说最成功之处。小说《班主任》以接收小流氓宋宝琦为线索，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忧国忧民，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张老师，揭露了“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纯洁心灵的罪行，提出了清除“四人帮”所造成危害的急迫性，成功地刻画出在“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干扰破坏下长大的一部分青少年的形象。小说中，作者注重对人的发展作用的环境描写（主要写三种类型的少年，这三种人的社会环境略同，家庭环境不同，社会教育略同，家庭教育不同），阐述了环境对人发展的重大影响作用和教育对人发展的主导作用。文中主要人物谢慧敏，出于劳动者家庭，她从家庭教育中受益匪浅。她的父亲经常嘱咐她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她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她好好学习功课。她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那些宣传机器中洒满了“四人帮”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广播里讲的报纸上登的都是被阉割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她看来，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必须时时注意阶级斗争：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信的，凡不是书店出售、图书馆外界的书全都是黄书、黑书。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又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所以她对宋宝琦那样的社会小流氓的态度是：“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狂妄，我们就跟他斗！”对石红领同学看外国小说也很反感，就连她非常尊敬的张老师说《牛虻》不是黄书时她也要瞪圆了眼睛。主要人物：团支书谢惠敏班干部石红班主任张俊石后进生宋宝琦（1）她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例如：她坚持“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让同学把偷偷带走的麦穗送回去。（2）但是她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例如：她很关注班上同学思想动态的发展，但是却没有了同龄人的纯真好动。（3）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是落后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她受到的是“左”的毒害，以致于颠倒了是非。总体来说，谢惠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她身上却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受害”并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也尚未醒悟。（1）他们在作品里是作者肯定与赞扬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动不动就搬大道理或摆架子。（2）他们都不用单纯的政治纲领认定《牛虻》一书的好坏，也不排斥宋宝琦，而是对任何事物或事件采取实际分析的态度。（3）但是两人地位的不同使得两人的立场有细微的区别，例如石红表达个人观点有时也带着征求张俊石老师或父母的意思，相对要小心谨慎些；班主任张俊石的言行就显得斩钉截铁，果断得多，富有独立性。（4）因为《班主任》是刘心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所以作品里的“正面人物”形象，即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的描写，都显得很单薄，有概念化、说理化的倾向。（1）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坏，但是家庭对他的约束与教育却并不好，这是他成为后进生的重要原因。（2）文化水平低下，被笼统地贴标签认识，导致有些自暴自弃。（3）他再最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了“十年浩劫”，无止的运动使他随波逐流，在沉沦中失去判断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牛虻》不是好书。他是需要拯救而非无药可救的对象。“浩劫”中受害的人们（尤其是成长中的孩子），不仅肉体上受到伤害，而且精神上也同样受到伤害。但是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孩子们精神上的“伤痕”往往是作为一种“进步”的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具有欺骗性，所以只有从精神层面上挽救就这些受害者的灵魂，社会才能进步。《班主任》一文，虽然仍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说教层面，但是其“救救孩子”的呼声与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