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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新千年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贸易额摆脱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两国贸易额屡创新高。但是，中俄贸易额在两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却很低，原因在于产业间贸易占据了中俄贸易的大部分份额，而跨国直接投资和产业内贸易没有发挥作用。本文对两国经贸关系中的内在动因和约束条件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并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关键词：直接投资，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制度环境进入新千年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关系开始摆脱多年低迷不振的局面，发展势头迅猛。根据我国商务部数据，俄罗斯在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位居第八，我国为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据俄联邦驻华商务代表谢尔盖.齐普拉可夫的表述，我国为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德国)。但现在就需要看到并引起重视的是——中俄贸易总额在呈现逐渐上升趋势的情况下，俄罗斯在中国持续增长的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渐下降。《2005中国商务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俄罗斯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2%下降为2004年的1.8%。从总体看，中国的外贸仍将持续增长，中俄贸易总额也会呈上升趋势，但其比重下降的情况还将继续，在俄罗斯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中也只有5.5%的份额。这与两个大国所拥有的经济规模和密切的政治关系很不相称，两国政治层面良好关系与经贸往来的现实的巨大反差显示出两国间紧密的政治关系有空心化的趋向。两国经济贸易往来中的这种状况引起了从高层到民间的广泛关注，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一、中俄经贸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2000年以前，两国的经贸往来受制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影响而增长乏力。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独立后的一段时间有着快速增长，1993年双方经贸额达到了90年代的顶峰后，很快由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持续疲软，双边经贸往来自然成为了无源之水而增长乏力而走入低谷。2000年后，俄罗斯经济整体开始恢复性增长，由于经济增长的生产效应和消费效应的作用，两国的产业间贸易也随之不断发展。除此以外，俄罗斯国内制度环境的逐步改善也对两国贸易额的逐步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相互直接投资有所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与之相关的加工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2003年中国对俄一般贸易增长73.7%，占对俄出口比重为58%(比重增加0.8个百分点)。其次为边境小额贸易，增长48%，比重占18.1%(受非典影响，比重回落2.9个百分点)。第三为加工贸易，同比增长60%，比重为14.6%。但是，在我国十大贸易伙伴的出口中，对俄出口中的加工贸易比重最小，一般贸易比重最高。中国对俄出口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2004年中俄经贸总额第一次突破了200亿美元大关之后，2005年又创记录地达到了291亿美元，同比增长37%，其中我对俄出口为132.1亿美元，增长45.2%；自俄进口158.9亿美元，增长31%。中、俄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为26.8亿美元，比去年减少11.6%。中俄贸易总体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但总体水平与两国的经济规模还是很不相称，况且，最近两年来的高速增长中，能源和原材料商品国际市场行情的上涨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也承认，“贸易额大幅增长仅限于向中国供应的俄产原料，而机器设备的份额则在逐渐下降。此外，2005年贸易额大幅增长的原因还在于俄对华传统出口产品，尤其是石油和石油产品价格的大幅走高。”在相互投资方面。近年来，虽然我对俄投资增速加快，但总体规模依然偏小，目前中方对俄协议投资总额仅占我国境外投资总额的近5%。截至2005年底，中方协议投资额约10.5亿美元。我在俄企业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微电子、通讯、服装加工、电器组装、餐饮、木材加工、农业等。俄对华投资总体规模不大。截至2004年11月底，俄在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1673个，占全国累计外商投资企业总数(504568个)的0.3%；实际投资额4.45亿美元，占我实际利用外资总额(5590.23亿美元)的0.07%。俄在华企业主要集中在核电、汽车及农机的组装与化工、建筑、医药等领域。两国的经贸关系经过10年多的发展，涵盖贸易结算、信贷、货物运输以及经贸信息共享等多层面的贸易服务体系尚未很好建立起来，不能为两国企业创造良好的微观制度环境，严重阻碍着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与有序地发展。比如，包机包税或灰色清关问题。包机包税就其实质而言，是由俄方外贸管理体制中一些特定因素引发的涉嫌进口商品走私的行为。但纵观包机包税贸易方式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由于正规的贸易活动难以顺利进行，包机包税贸易方式也就成为了一种政府管理部门和微观经济主体在特定时期不得已的选择。中俄两国均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缺乏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正常经济秩序的行业协调和管理机制。在此情况下，两国国内的无序的贸易秩序延伸到对方市场。在俄罗斯市场上中国纺织服装商家之间竞相削价，不仅损害了中国商家、甚至生产厂家的利益，还会招致俄罗斯国内厂商的投诉；而在中国市场上俄罗斯的钢铁生产企业也相互压价，以致造成中国对俄钢铁企业的反倾销。中俄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要素禀赋的差异、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导致了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不振和相互直接投资不发达，相应的加工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在双边贸易总额中的比例过低，不利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的贸易份额都属于一般贸易的范畴和产业间贸易的范畴，并且多数为最终产品的贸易。二、基于比较优势的内在动因和约束条件从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来看，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相互拥有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有两种：基于先天的自然禀赋差异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基于后天的比较优势，也就是消费者追求产品的多样性引致的厂商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机会成本递减的比较优势。世界经济发展的早期，国际贸易中的大部分基于先天的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开展起来，表现为产业间的国际贸易。与此相对应的国际贸易理论是H—0理论。交换的商品种类多为资源型产品和制造业的最终产品，贸易形式表现为一般贸易。而当代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是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原则来发展，表现为产业内的国际贸易。与之相对应的是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以及扩展后的伴随着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公司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的直接动因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差异产品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动，商品的种类多为同类商品中的多样化产品以及中间产品和跨国公司内部的零部件贸易，贸易形式大多表现为加工贸易。近年来，从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产业内贸易比产业间贸易的增加速度更快。现阶段的中俄国际贸易中更多的是货物贸易，缺少的是技术贸易和相互投资。从目前中俄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大体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我国自俄进口的商品多为我方短缺、而又需求量较大的资源性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这类商品的需求还将增加，进口量和进口额均将会扩大。而中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轻工、纺织服装类商品，其货值低，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比较大，出口额和出口量与俄消费市场的变化紧密相关，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这种趋势在短期内将难以改变。这也是两国贸易关系不平衡，中方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现阶段两国的经贸往来更多地依赖于基于自然禀赋差异的产业间贸易来推动。俄罗斯方面对这种状况也是忧心忡忡，在2004年7月22日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俄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表示，目前俄罗斯的出口商品结构仍未得到优化，还是以原料为主的传统出口结构(2003年达到了1337亿美元，但70%的出口额属于原材料性质的出口)。他说：“我们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却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对工业品出口的支持因为财政资金的有限而受阻，俄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的观点是政府的支持措施只是辅助性的，根本在于改善经济环境。当俄罗斯国内缺乏改善出口结构的有效政策支持时，国内外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只能是发挥自然禀赋优势，开展进出口贸易。比如，实施经济转轨以来，以能源、原材料加工业，如石油、天然气开发、木材、造纸加工等领域吸引外资较多。如果按照战略性国际贸易政策的原则，对国内的相关产业给予合乎国际惯例的政策扶持，那么，俄罗斯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状况就会大为改观。中俄-[飞诺网FENO.CN]产业间贸易更多地导致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因而对一国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损益影响不同；产业内贸易更多地导致要素使用方向的变化，因而使一国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益都得到提高。因此，由于中俄两国的贸易结构的特点，经济贸易的来往总是要受到两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干扰，经贸关系也就不时地枝节横生。而两国间经贸关系更大的发展往往基于后天的比较优势，靠直接投资和产业内贸易的推动。一般来说，人均收入越高、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资源禀赋条件越相似、市场规模越大、贸易壁垒越低、运输成本越少、跨国企业的活动越多，那么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就越高。根据邓宁提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例关系。相互之间直接投资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一个资本吸收阶段，不具备大规模资本输出的能力，同时两国在吸收直接投资发展经济方面也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方面有着先天的缺陷，更何况俄罗斯国内的“中国威胁论”的不时泛起，干扰着正常的两国关系，缺乏统一的对接的经贸往来的制度保障，微观经济主体很难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经济的内生动力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但这并不是说中俄两国之间就不可能有直接投资的流动，国际直接投资是市场在国际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而资本是在利润和风险的综合权衡中来选择流向，资本不仅要求利润最大化，而且希望风险最小化，这里面就有一个投资环境差异的问题，这种投资环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如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等；更重要的是制度方面的，如行政效率、政府的法规政策以及社会政治的安定等等。所以，中俄两国之间有限的直接投资机会还要受到两国国内的制度环境的影响，相互直接投资的止步不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时候，政府间加强合作，发挥外在的推动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综上所述，中俄两国的转轨进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国是在国民经济初步工业化后开始了转轨步伐，经历了对被迫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后果的纠正后，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在开始二次工业化的步伐，一轮投资重化工业浪潮已经展开，显示中国开始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俄罗斯的转轨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发展潜力挖掘殆尽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时候的俄罗斯早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面临的是如何解决后工业化转型的问题。俄罗斯经济学家v.马乌指出：“后工业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的结构性不同在于，在GDP和就业人口中服务业的份额变得举足轻重。当代俄罗斯已经显示出这种发展趋势，但是应该赋予这种趋势更明确和有序的特征。转型战略(而不是重复)应该针对服务业的加速发展，首先是高科技服务业。尽管进一步的具体化可能有风险。”中国将要发展的经济结构与俄罗斯已有的经济结构间有着某种相似，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重振东北的计划都可以给俄罗斯的重化工业和机械工业带来许多机遇。但是有限的经济规模总量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利于两国发展基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的产业内贸易，如果能够推动两国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倒可以发展两国的垂直一体化的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以及公司内贸易，但是，当前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都不支持这种发展模式，两国的经贸关系处于一种内在的动力不足，而俄罗斯基于国内外多种因素考虑对两国的经贸关系也造成了一些有意和无意的障碍，使得外在的推动力也很缺乏。三、中俄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国际贸易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在于提高了国内的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扩大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促进民族经济素质的整体提升。国际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经贸关系的发展不能脱离整个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起到